4月10日，清华大学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举办。该论坛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PBCSF）主办、京东科技集团联合主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和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CFD）承办。二十余位经济学家相聚云端，围绕全球经济形势展望和中国宏观经济展望等话题展开深入讨论。
全球经济分化严重
“全球经济展望”是此次论坛的重要议题之一。与会经济学家重点分析和展望了今年全球经济的复苏态势，特别是刺激政策下的美国经济增长。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席肖钢在题为“全球经济分化趋势原因与应对”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全球经济分化严重，表现为区域分化、产业分化、阶层分化和金融市场分化。造成全球经济分化的因素包括各国应对疫情的模式不同、宏观刺激政策的效果、数字经济逆势增长和贫富差异过大等原因。
京东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史无前例的政策刺激，尽管新货币理论受到主流经济学界批评，但财政赤字化已或多或少在多国付诸实践。后疫情时代，全球通胀预期上行，美国国债十年期收益率迅速攀升，美元反转让新兴市场汇率承压，货币政策面临两难。2021全球经济不得不在新货币理论实践下寻找突围之路。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表示，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6.5%，并且该预测在近期不断上调。这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球最强劲的增长，但是各国之间复苏程度不同。美国经济在新一轮财政刺激和疫苗普及后迎头赶上，而其他经济体全面复苏尚待时日。
“2021年上半年，资金从新兴市场流向美国，下半年美元可能走弱，资金可能又流出美国。”先锋领航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王黔说，后疫情时代，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低投资回报和高不确定性的特征对投资者非常具有挑战性。
渣打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丁爽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能达到5.7%，亚洲经济增速可能达到7.7%。全球产出缺口仍然比较大，持续通胀的可能性比较小。他认为美联储会忽略暂时的通胀上升，加息可能要到2023年失业率降到3.5%左右才会实施。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认为，目前全球经济面临三十年未有之变局。美国正在打造“高压经济”，难以避免的副作用是通货膨胀。如果美国经济出现过热，通胀很有可能到今年底或明年初上探到2.5%以上。
中国经济前景乐观
在全球经济分化的背景下，未来我国经济将怎么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该如何选择？与会经济学家认为，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前景乐观，2021年宏观经济政策应推动增长和平衡并重。
与会专家对2021年我国经济增速进行了预测。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认为，今年GDP实际增速大概在9%-9.5%，名义增速在11%-12%区间。海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梁中华预计，全年经济增速在8%-9%之间，下半年有一定下行压力。天风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宋雪涛认为，今年GDP增速约为8.6%，名义增速为11.5%，通胀不是问题。华创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张瑜预测，今年GDP增速在9%左右，PPI在年中会到5%-6%。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在主旨演讲中多次强调“结构与质量高于总量”。朱民指出，2020年各国政府专注于应对疫情冲击下的经济衰退，政策目标集中在推动经济总量上升。但疫情及其后果造成了结构性的经济活动不平衡，也对我国过去十年国内经济增长的大格局产生结构作用。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认为，新兴市场的“缩减恐慌”是后疫情时代的重要尾部风险。但中国在“缩减恐慌”中处于有利的位置。因为人民币汇率“破7”以后灵活性大大增加，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大大增加。但中国需要对其他国家“缩减恐慌”造成的溢出效应有应对预案。
瑞银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预测，今年中国的通胀总体可控，货币和财政政策逐步正常化，预计三季度有一次小幅的加息，主要会在信贷政策方面收紧，预计全年社融增长11%。由于今年名义GDP 增长可能接近12%，全年宏观杠杆率可能下降4-5个百分点。
建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崔历认为，疫情之后复苏比较强的是高科技和先进制造行业。疫情加速了中国经济的产业转型和升级，潜在增速可能触底反弹。宏观政策逐渐收紧是大概率事件，再通胀会引发长端利率上行，但政策利率可能维持不变。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表示，疫情同时具有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两个特征，中国还在弥补全球的供需缺口。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已经由过去快速修复开始向稳步扩张迈进。信贷利率和房贷利率会趋势性上升，银行间市场利率也易上难下。
保银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认为，从政策的角度看，2021年是“转弯”之年。从投资的角度看，今年是“守住成果”之年。投资者更愿意投向中长期政策更稳定的国家。中国应该考虑长远，加快结构改革。
“碳中和”影响如何
我国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引发各方广泛关注。“碳达峰”和“碳中和”对我国宏观经济有何影响？对GDP增速以及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是怎样的？
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表示，在宏观经济层面，需要一个有质量的分析框架来研究“碳中和”所带来的影响。这个框架应该是动态的、跨周期的模型，将气候模型和能源模型融入宏观经济模型。要深入研究“碳中和”带来的投资机遇和投资挑战。
他指出，挑战主要是高碳行业对金融稳定的影响，需要做更多量化的分析。“碳中和”会带来收益成本的不均衡分配，包括在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分配、行业之间的不均衡分配，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导致某些经济体、某些产业的大幅度萎缩甚至造成失业。如何保证平稳转型，让社会稳定不受太大冲击，这也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题目。
“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既面临巨大挑战，也有一系列竞争优势。”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说，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和数字经济大国，应避害趋利，以电气化和清洁电作为“碳中和”主要抓手，发掘清洁能源的制造属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他强调，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需要国际协调和合作。
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认为，“碳中和”转型的前期可能对经济增长和通胀有不利的影响，后期则会是非常大的机遇。但相比起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影响，转型的阵痛可以忽略不计。需要让全民认识到气候变化对经济带来的非线性影响。为了避免让部分行业承担过高的转型成本，应该在最终消费端采用碳税的政策。
巴克莱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常健分享了美国和欧洲企业如何实现“碳中和”的研究框架和具体实现“碳中和”的技术路径，强调数字化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途径。常健认为，中国面临的“碳中和”转型时间短、压力大。低碳转型会带来成本推动的冲击，将会使货币政策面临两难。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积极推进“碳中和”有利于我国把握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历史性机遇。而“碳中和”的不同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不同，山西等煤炭大省可以建立跨区域的补偿机制。（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马常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