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仍然蔓延的当下，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普遍认知，这使得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有增无减。”江泰国际合作联盟、江泰全球救援联盟主席沈开涛在日前举办的2021中国企业走出去风险发布网络大会上致辞时说，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环境将会更加复杂，尤其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调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让中企走出去面临更为复杂的叠加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有效预见风险、合理规避并减少风险所导致的损失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防范化解风险与挑战，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安全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会长胡卫平说道。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王稳总结出当下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扩散，全球经济复苏处于不平衡不确定状态，极端天气增多推高全球风险水平，地缘政治风险显著上升，社会冲突和暴力恐怖加剧等。
“不少西方发达国家卷入大国竞争、逆全球化和意识形态化思潮泛滥、美元持续放水触发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魂不散是造成中企走出去风险加大的主要原因。”在沈开涛看来，不断提升风险认知是政府和企业坚守对外投资安全底线的当务之急。
沈开涛继续分析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以石油贸易为代表，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改变单一美元结算的局面，打击了美元霸主地位；中国和亚太地区国家的产业在经济恢复阶段加快向产业链、供应链的中高端提升，而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变本加厉推出保护主义、歧视政策，强迫其余国家站队，导致其在世界上的威信和影响力下降，中国的地位显著提升。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政府出台了对抗中国的战略，企图遏制中国的蓬勃发展。
“为保护国家和企业的利益，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出台反外国制裁法，给予走出去企业全方位的保护和支持，创造了企业对外投资良好的大环境，减少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整体风险。”沈开涛建议，要继续发挥政府的统筹作用，对冲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制造的各种风险。尤其是在走出去企业比较集中的省市，需要政府集中各相关部门的产业政策和优势资源，鼓励广大企业抱团出海，壮大全球竞争实力，增强抗风险能力，降低对外投资的成本和代价。
沈开涛提出的第二个建议是：发挥科技引领作用，构建对外投资安全屏障。这是因为他观察到，这些年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科技水平较低，抗竞争、抗打压、抗供应链波动的能力不足，吃了不少哑巴亏，中国要抓住经济全球化深刻调整的机遇，依靠科技创新，为企业走出去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保障。这就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一方面，要通过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先进装备等技术和手段，全面提高对外投资风险防控能力，并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生态链等大尺度模拟手段为前提，建立国家对外投资安全风险预警体系和应急救援体系。
另一方面，围绕全球在5G、智能制造、数字经济、智慧城市、新材料、新工艺和生命科学等领域的竞争，鼓励、扶持更多高新产业及配套企业走出去发展，推动有核心技术的新业态、新产品抢占海外市场，依靠技术壁垒、科技专利、标准规制等，形成可持续、可复制的对外投资安全屏障。
“我们还要发挥互联网和高端服务业作用，创新走出去安全保障机制。不论是在海外投资基建的中国企业，还是投资建厂的中国企业，都必须依托全球高端服务业，包括但不限于金融、保险、法律、审计、税务、外汇、公共关系、人力资源、知识产权等服务。为此，我们要发挥互联网的集成作用，建设中国对外投资综合服务平台，把走出去的‘成功钥匙’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沈开涛表示，这种创新的安全保障服务机制需要具备线上线下相结合、有一定国际化水平且全球布局、可提供系列化服务产品、满足碎片化服务需求等条件。
“不管个别国家如何打压中国企业走出去，全球市场离不开中国企业、中国制造、中国投资及中国服务。”沈开涛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到哪里，哪里就一定会有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国际贸易，风险防控的服务也要跟到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