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至9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达8595.1亿元，同比增长19.6%。按照目前的增速来看，今年我国吸收外资规模有望突破1万亿元。但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东西部地区吸引外资还存在差距，尤其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19.8%、29%和4.1%，西部地区在招商引资方面还需要加大力度。
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只有把握新趋势，才能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做到后来居上。需要明确的整体趋势是，我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仍然未减。经过疫情的洗礼，跨国公司在认识到构建韧性供应链的同时，也更加注重本土化。我国在疫情期间表现出的“收放自如”，维护了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稳定和畅通，持续体现了我国兼有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的优势，这给跨国公司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我国提出促进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之后，对跨国公司而言，意味着我国市场消费潜力将得到持续释放，加码布局中国市场是大势所趋。从具体情况来看，至少有以下几个趋势值得西部地区注意：
趋势之一是跨国企业的投资正在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延伸。中部地区吸引外资持续呈现出两位数增长就是佐证。这一方面是政策引导、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的结果，一方面也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引资模式发生了变化。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工业用地日益紧张，东部沿海地区的引资重点也从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转向技术、资金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以才引资、以智引资、以资引资逐渐成为潮流，这为内陆地区承接梯度转移的外资产业创造了条件。
趋势之二是我国引进外资的重点早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而是面向全球各国，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全方位开放。这其中最佳的证明便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企业来华投资日益增长。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在华投资增长33.6%；今年前三季度这一数字则是增长31.9%。这在一些西部省份体现更为明显，例如，今年前9个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对陕西的实际投资同比增长高达75.85%。
趋势之三是随着我国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企业运输等成本日益下降，这导致以招龙头企业为主，再引进配套企业，促成产业集群的效应或将减弱。但与此同时，企业靠近消费市场生产的习惯也将改变，企业将综合考虑人力、土地、资金、技术等要素成本，对投资目的地的个性化需求也日益明显。
趋势之四是西部国际大通道日益成熟，西部开放平台越来越多，企业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更方便。例如，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日益成熟，在大通道沿线布局的自贸试验区、综保区、经开区、高新区等平台的优势逐渐凸显。尤其是持续一段时间的海运价格“高烧”让企业看到运输方式多元化的重要性。例如，今年前8个月，重庆、成都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合计开行1737列，东盟公路班车开行1665车次，中欧班列（成渝）开行数量达3595列。
趋势之五是数字化鸿沟越来越小，直播、在线展会等形式已不是一二线城市的“专利”，而是已经下沉到三四五线城市，这为西部地区向世界展现当地自然资源、产业优势、营商环境搭建了平台，丰富了跨国企业的投资视野和落地选择。西部地区以自身特色吸引外商投资将成为可能。
趋势之六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已经上升成为国家战略，这将成为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高地和试验田，为西部地区发展树立了榜样，西部其余城市能够就近取经、就近引资。今年前三季度，成渝两地共同举办双城经济圈全球投资推介活动，面向100余家中外知名企业、商协会和机构推介赴川渝投资新机遇。
根据这些趋势，西部地区的引资战略或方式就应该做出相应调整。首先，将引资目标的国别和企业类型进一步聚焦，重点放在对当地自然资源有兴趣或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加大力度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外资。其次，可以加强东西部城市协作，同时向成都、重庆、西安等西部大城市靠拢，尤其是自贸试验区、经开区、高新区、工业园区等平台之间的协作和沟通，形成“共建两地双园”等模式，在入园区政策等方面形成一致，在东部地区土地紧缺或者企业已有研发中心的情况下，在西部地区进行扩产或设厂，助力跨国企业形成“东部研发—西部制造—全球消费”的新格局。最后，改进招商模式，从粗放型招商转向精准招商，构建包括政府多个部门、贸促机构、商协会、企业、个人（网红达人等）的多维度招商体系，力求“一企一策”，树立招商引资的典型样本，打造改善营商环境的窗口。
总而言之，吸引和利用外资在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我国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当下，通过吸引外资可以让西部地区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市场，在更好促进制造业实体经济梯度发展的同时，加快释放潜在的内需，从而缩小东西发展差距，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