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继续快速增长，量质齐升，实现“开门红”。商务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服务进出口总额14569.9亿元，同比增长25.8%；其中服务出口7139.8亿元，增长30.8%；进口7430.1亿元，增长21.3%。服务出口增幅大于进口9.5个百分点，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56.4%至290.3亿元。3月当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36亿元，同比增长14.1%。
政策效应不断显现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崔卫杰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服务贸易继续快速增长，一方面，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延续恢复发展态势、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的自然体现，特别是一季度服务业持续增长、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为服务贸易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促进数字贸易、技术贸易、对外文化贸易等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效应不断显现，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特色服务出口基地建设等带动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为我国服务贸易延续快速增长和逆差下降发挥了重要作用。
前不久，商务部等7部门聚焦人力资源、地理信息、知识产权和语言服务等4个领域，评审认定了新一批共计40家专业类特色服务出口基地。截至目前，我国特色服务出口基地已覆盖7个领域，总数达112家。相关专家表示，拓展建设特色服务出口基地，有利于提高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配置效率，促进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而且选取外向度高、在某一领域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市场主体作为特色服务出口基地，有助于打造服务领域自主知识产权与自主品牌。
此外，RCEP也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提供更多机遇。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郑伟表示，随着RCEP生效实施，我国与域内国家通过取消金融服务、电信服务、专业服务、自然人移动等领域影响服务贸易的部分限制和歧视措施，提升了合作和发展空间。
知识密集型服务优势明显
一季度，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稳定增长成为亮点之一。数据显示，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6156.6亿元，增长14.1%。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3500.6亿元，增长16.3%；出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分别增长22.1%、14.6%、11.2%。
在崔卫杰看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发展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制度优势明显。近年来我国依托自贸区港建设、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示范、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等，不断完善服务业开放发展的制度环境，特别是围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措施，知识密集型服务发展的制度环境不断优化，相关领域服务加快发展。例如，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0.8%，高出第三产业总体增速6.8个百分点。二是人力资源优势明显。当前，我国正在由劳动力优势向人力资源优势转变，在某些知识密集型服务领域，在同等技能水平下我国具有比较明显的成本优势。三是强大国内市场优势明显。巨大的国内服务业市场规模有利于吸引全球优势服务要素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在知识密集型服务领域市场优势明显。
“知识产权使用费曾经是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重要来源，如今出口实现较快增长，是一个可喜的变化。”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原主任邢厚媛表示，这说明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企业拥有更多独立的知识产权，在扩大货物贸易出口的同时，增加知识产权的出口。
以数字化为抓手开放创新
崔卫杰表示，二季度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压力进一步加大。一方面，服务贸易发展的环境更趋严峻复杂，面临诸多风险挑战，加之近期本土疫情多点频发，特别是上海、北京等服务贸易大城市接连受到疫情影响，服务贸易发展压力增大。另一方面，带动服务贸易快速增长的动力在减弱，例如，运输服务领域受全球疫情及贸易增速下降的影响，我国港口外贸货物吞吐量增速接连下降，今年前三个月同比分别下降2.4%、5.7%和6.1%，总体呈加快下降趋势，对运输服务贸易受影响明显。
此外，现阶段我国服务贸易仍存部分短板，与货物贸易相比，我国服务贸易在全球的地位及竞争力还有待提升。“我国服务贸易总体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因为在旅游、教育等多个领域都存在着贸易逆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余淼杰认为，发展服务贸易的重点在于扩总量、调结构、塑特色，比如在塑特色方面，我国旅游市场软件方面还存在较大不足，服务贸易领域的主打产业有待加强。
专家普遍表示，未来，数字贸易等新兴服务贸易形态将成为稳定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邢厚媛称，要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的前提下，进行数字化转型，在与跨境电子商务、货物进出口有关的数字服务，远程教育、远程医疗、远程办公，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文化消费等方面具有较大发展潜力。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方向应以数字化为抓手，实现高水平开放和体制机制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瑾表示，要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业数字化发展，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产业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以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发展，全面提升我国服务可贸易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