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园区作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是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有力抓手。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多年的推动支持下，中国企业建设运营的海外园区发展呈现出数量大、类型多、覆盖地域广等特点，尤其是经过我国商务部等政府部门确认考核的境外经贸合作区表现尤为突出，在容纳了赴当地投资的中国企业之外，也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可以说，推动海外园区高质量发展就是抓住了我国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
海外园区是
中国经济增长经验的展示窗
以建设园区的形式来实现经济发展，并不是中国首创，但中国却将这种方式发扬光大，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经验在全球的展示窗。纵观历史，中国城市的改革开放发端于深圳的蛇口工业园区，自此以后，各类经开区、高新区、科技园区、保税区等园区形式在全国开花结果，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
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20年，217家国家级经开区的地区生产总值为11万亿元，同比增长5.6%，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进出口总额7万亿元，同比增长9.2%，占全国进出口总额比重为21.7%；实际使用外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574亿美元，同比增长4.8%。这意味着在疫情反复的背景下，园区是我国经济创新提升、稳外贸稳外资的“主阵地”。
这一切，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都看在眼里，他们试图通过模仿中国的改革开放模式来提振经济，邀请中国企业前去建设园区成为这些国家首脑访华时必不可少的议题。1994年，时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访华时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参观，他在看到这座中国园区强大的生命力后，对在其本国内建设园区兴趣盎然，并邀请天津开发区的开发企业泰达赴埃合作，传授中国建设园区经验。
这些国家不仅看到了我国园区经济发展的成果，也逐步认识到了建设园区的本质。园区建设开发的过程是集群效应的体现，是拉动投资、提升土地价值的重要途径，更是一座城市发展的进程。当在一片荒地上开展修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就完成了第一次升值；园区建成后，企业入驻，这片土地就完成了第二次升值；园区入驻企业足够多时，商品房、商场、酒店、学校、文化演出场所开始聚集，这片土地就完成了第三次升值，一座城市的雏形也基本形成。因此，业内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产业激活一个园区，一批园区繁荣一座城市。”
《“十四五”商务发展规划》提出，鼓励借鉴国内开发区和境外先进园区管理经验，创新发展模式，打造一批具有区位优势、产业定位清晰、运营管理先进、生态效应明显、建设效果突出的合作区。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分布在46个国家，累计投资507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66亿美元，为当地创造39.2万个就业岗位，有力促进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从这个角度来看，建设运营好海外园区树立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样板，有利于向世界展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是提升中国软实力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经形势不确定性越发明显，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这对于亟待发展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情况各不相同，营商环境十分复杂，企业在当地扎根发展的难度较大；另一方面，疫情使得许多国家认识到制造业空心化的风险，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加速重构，不少欧美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制造业企业回流，这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引资难度加大。
而中国企业建设的海外园区，就成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的避风港，在比较复杂的环境下，塑造出一个营商环境良好的区域，企业可以抱团出海，在满足拓展海外市场需求的同时，拉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为当地吸引外资注入新动能。
此外，海外园区也可为中欧班列等跨洲跨洋运输通道提供固定的站点和稳定的货源，促使运输通道将海外园区这些散落的“珍珠”串成“项链”，互相借力，进而提高各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不同类别项目的协同性。
海外园区将迎来大发展和大洗牌
放眼后疫情时代，中企海外投资将进一步加大力度，海外园区也将迎来大发展和大洗牌。短期来看，疫情虽然对中国企业海外发展产生一定阻碍，但从中长期来看，经过疫情，中国企业的韧性、进取心将得到极大提升。在世界经济反复震荡、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当下，全球市场急需注入新的活力，尤其是RCEP的生效，将进一步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
中国贸促会发布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2021年版）》显示，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近八成中国企业将维持和扩大对外投资意向，看好对外投资前景。全球跨境投资在2016至2020年经历连续五年下滑后，于2021年实现反弹，从2020年的9290亿美元增至2021年的1.6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7%，超过新冠肺炎疫情前水平。
这意味着，我国被疫情压制的海外投资一旦释放，将为园区带来新一轮的招商机遇。但由于海外园区一直存在着同质化竞争、融资难、运营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加之受到疫情的不利影响，如何生存下去成为摆在大多数园区面前的必答题。从头部园区发展情况来看，只有顺应新趋势，才能实现园区高质量发展。
在此，我们借用“专精特新”这四个字来表述这些新的趋势：
“专”，即头部园区建设运营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发展，部分头部园区已经实现盈利，并总结出一套园区运营方案，成为园区专业运营商，在为入驻企业服务的同时，也开始为后来的园区建设运营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例如，作为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和运营主体，中非泰达通过多年的实际操作经验，提炼总结出了一套园区全生命周期开发的“泰达海外模式”，成为海外园区建设和运营实践的模式范本。
“精”是指头部园区将精选企业入园，实现从“招商”向“择商”转变。经过多年的经营，头部园区的自身定位日益明晰，对入驻企业也开始设置适当门槛。例如，在当下及未来，全球投资的焦点转向另一个全球性问题——气候变暖，园区的发展也将向绿色低碳不断靠拢，园区设施、生态环境在变得更加绿色环保的同时，新能源企业将成为园区重点引资对象。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明确提出，要打造绿色境外经贸合作区，这为园区绿色发展提供了指引。尼日利亚莱基自贸区将对入驻企业设置选择标准，选择更加符合“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需要的企业入驻，或选择符合尼日利亚工业化水平提高需要的企业入驻，优先选择节能环保、科技含量高、产值高的重点或者龙头企业。
“特”的含义是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海外园区可以承担起特殊的任务。与我国改革开放以经济特区破局相似，部分海外园区本身便是东道国的特殊经济区域，或者园区坐落在特殊经济区域内，这将极大促进东道国商品、资金、人才、技术、数据、管理等要素与国际的互动，从而为东道国与我国加强经贸投资合作，乃至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提供力量。这些海外园区需加强与我国自贸试验区、高新区、经开区、科技园区等国内园区的“内外联动”，这有利于促进我国与东道国的贸易投资往来，尤其是对双方签定、升级自贸协定形成可复制经验，从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新”，顾名思义，新建园区选址要求将发生变化，入驻企业需求对原有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园区服务提出新要求。未来新建园区在选址中，将从过去的只考虑GDP规模、人口数量、区位优势、产业基础、教育配套，升级成更多关注城市的医疗水平、园区智能化数字化水平、园区管理运营水平等要素。商务部等部门印发的《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工作指引》也为境外经贸合作区指明了数字化发展路径。在园区管理运行服务方面，随着园区整体生态服务体系的不断进步，专业服务将会比一般服务更重要，后端市场推广服务比前端技术生产服务更重要，专业管理团队的作用（咨询管理服务等）将会更加明显。
多措并举助推海外园区高质量发展
尽管在政府部门、贸促机构的支持下，疫情并未影响海外园区发展的信心，但由于支持其发展的政策仍有待完善之处，造成其发展面临新旧问题叠加的现象，制约园区及中企海外发展，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加强政治保障，护航园区高质量发展。海外园区建设涉及合作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深层次的合作交流，涉及范围广、协调内容多，需要由两国政府共同推动完成。除经过商务部、财政部确认考核通过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之外，大多数园区存在缺乏双边政策保障机制或沟通机制不健全、不可持续的问题，尤其是在地缘政治环境剧烈变化的当下，这为企业投资带来一定的政治风险。建议在海外园区布局较多的区域，例如非洲、东南亚、俄罗斯等地，借鉴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发展的三级磋商机制，将此经验复制到园区群体，为园区群体提供统一的政治层面的坚实保障，加强我国海外园区的话语权。
二是创新金融支持政策，赋能园区转型升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慢是园区建设的重要特点，除少数成熟的海外园区探索出融资方法之外，大多数海外园区仍在某种程度上面临着融资难题。这主要是由于融资支持政策力度不够，我国境外银行分支机构发展不足，融资渠道、融资工具有限所导致的。尤其是在海外园区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当下，园区运营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更为迫切。此外，多数园区在疫情期间采取了为入驻企业减免租金等措施，也加大了园区运营企业的资金缺口。建议给予海外园区及区内企业金融信贷资金的支持和帮助，同时出台出入境资金管理的便利政策。例如，通过以PPP模式、国家境外园区引导基金模式撬动社会资本、产业基金的加入；提高国内金融机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开设海外分支机构，为企业提供本地化的金融服务；统筹利用好援外资金、亚投行资金、丝路基金等，资金适度向海外园区建设必需的水电路等外部配套设施建设倾斜；推动海外园区上市，实现园区资本国际化，盘活境外资产，进一步打通融资渠道；将援外项目与海外园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相结合，形成发展合力等。
三是用好用足用活东道国政策，推动园区融入双循环。利用部分海外园区所具有的经济特区、自贸区地位，提升双方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助力我国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例如，以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为试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两国政府层面对政策匹配、准入机制以及监管机制等方面的支持下，借助我国与一些国家政府签署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利用园区所具有的经济特区、自贸区地位，推动人民币在投资、融资和贸易等方面的跨境结算和使用，构建以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为试点的人民币循环体系，在最大程度规避汇兑风险，降低“走出去”企业的投融资成本的同时，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四是强化人员交流，助力园区“云招商”。政府相关部门、贸促机构从国家层面与东道国政府沟通，视疫情发展情况，尽快恢复两国通航或提供包机服务，促进人员交流往来。与此同时，对包括海外园区在内的中资企业人员进行心理辅导，加强人文关怀，让驻外员工更好服务企业“走出去”。政府部门、贸促机构通过市场化运行机制，为园区提供更广阔的宣传平台，并通过举办多场次、有针对性的线上投资推介、座谈或研讨会等，让国内有意向“走出去”的企业能够全方位了解当地和园区的具体情况，提升园区“云招商”效果。
五是搭建交流平台，推动园区群体协同发展。建议当地中资企业在相关政府部门、贸促机构、驻外使领馆等机构支持下成立园区协会，对园区间的运营进行梳理，为有意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提供引导，并为园区间的交流互动搭建平台，在化解同质化竞争问题的同时，做好经验推广复制工作，发挥联动效应；加强海外园区与国内自贸试验区、高新区、开发区等园区加强互动，互通有无，在促进我国与东道国地区经贸往来的基础上，做到经验、资源共享，共同提升开放发展水平；加强海外园区与新加坡、伦敦、迪拜等国际知名的自由贸易区（港）进行交流，从而促进东道国与发达国家或经济发展较快国家之间的要素流动，为东道国建立自己的双循环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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