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世纪疫情和俄乌冲突正加剧全球体系的进一步分化，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日前，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全球化三十人圆桌以“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为主题，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全球化发展趋势、后疫情时代全球化变局的中国应对、后疫情时代推进全球化的中国方案和思路等议题，分享了中国深入参与并推进全球化转型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怎么看？
当前的逆全球化和去全球化是否会导致全球化的终结？对此，与会专家纷纷给出否定判断，并指出，全球化只是遭遇了逆流，进入了重组重现的新生阶段。
判断全球化是否终结，要看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哪儿？在德国波恩大学全球化中心主任、CCG特邀高级研究员辜学武看来，以资本为导向、以盈利为终极目标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是全球化真正的动力所在，但现在看不到哪个主要经济体有放弃市场经济体系的趋势。过去，国家之间增进互信，建立了不少多双边机制，而现在互信受损，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的矛盾突出。
从更长周期的历史角度着眼，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郭忠华认为，尽管全球化在一些领域有所倒退，但借助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其在另一些领域的发展则更加强劲。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表示，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维度思考全球化。从生产力角度看，全球化是指商品和服务跨国界的生产与要素的跨境流动；从生产关系层面看，要观察影响跨境流动的规则与秩序。生产关系的规则和秩序如适应不了跨境生产要素和商品流动，就会阻碍全球化，反之则会推动全球化。现在谈及的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间的全球化收益分配问题导致的。近十年来，全球价值链从效益优先逐渐转向韧性优先，要考虑不同国家参与全球化的行为成本及收益。
“未来全球化的走向取决于市场逻辑和政治逻辑的博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认为，无限的全球化正在走向有限的全球化，全球化减速，全球化的动力也在发生变化。市场逻辑是推动全球化的因素，而民粹主义、大国战略竞争等政治逻辑则会抑制全球化。
如何做？
全球化行至新的十字路口，该如何重构？不少专家指出，中国可在后疫情时代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挥关键引领作用，为全球化发展注入新动力。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黄仁伟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正推动2.0版全球化的发展。他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从基础设施建设向数字、绿色和健康等领域扩展，其开放规则体系与全球治理体系相互融合。
在中国的作用发挥方面，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吴志成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建议：要保持清醒和战略定力，从战略的全局、历史的长局和世界的大局认清全球化发展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强化战略思维和战略定力，统筹好两个大局；要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通过对内深化改革和高质量发展、对外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制，持续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壮大促进全球化的积极力量；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大国关系；要积极引导全球化的发展导向，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赢的方向发展；要有效提升参与全球化的能力建设，从全球化战略优化、公共产品供给、合作理念转变和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能力建设；要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共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美丽清洁的世界。
对于中国参与并推动全球化的路径，在由CCG理事长王辉耀和CCG秘书长苗绿博士撰写的《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中提出，中国要凝聚华人华侨的力量，沟通全球构建共识；可以儒家文化圈为纽带，推动打造亚洲国家的新结合；以“一带一路”多边化发展助推欧亚非互联互通；提升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南南合作的深度、高度和广度；增进中欧友好关系，发挥欧盟在大国协调平衡中的作用；打造中美良性竞合关系，管控分歧，拓展合作；完善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的机制支撑。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创造有益的中国叙事也很重要。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国家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董关鹏表示，现在大国间闭目塞听、横加指责，中国要带头“善听”“善说”，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表达出对其他国家的合理关切，既要坚持做正确的事，也要说正确的话，讲道德、讲情感，推动全球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