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联合发布的《202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241.5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013年至2021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累计达到1640亿美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成为中国企业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于津平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领域分布广泛，企业数量众多。其中重点投资目的国主要集中于新加坡、印尼、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老挝等东盟国家。
公报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涉及国民经济18个行业大类，沿线设立企业超过1.1万家，约占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数量的四分之一。其中，制造业投资占比不断提高，占总投资近四成，增速为22.8%。
“对沿线国家制造业领域投资加大，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结果。”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认为，中国制造业体系日趋完善，对原材料需求越来越大，因此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需求相应增加。同时，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后，可以与沿线国家优势互补，通过生产环节转移或产业链延伸，形成更强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投资增长带来了互利共赢的局面。以扩大就业为例，2021年中国在东盟的直接投资企业雇用外方员工超过了58万人。于津平说，中国投资助力沿线国家扩大了就业、推动了工业化、提升了贸易竞争力，为其经济发展注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李增刚表示，除了显著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降低其贫困深度和强度、带动其经济增长速度以外，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也使中国获益。一方面，中国可以把生产环节转移到沿线国家，为高附加值行业的发展腾出了空间；另一方面，有效提高了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且增加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
由于当前国际环境严峻复杂，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面临诸多挑战。于津平说，受俄乌冲突、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全球化逆流的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沿线国家间关系和部分国家对华政策存在较大不稳定性。此外，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以及汇率大幅波动也在冲击沿线国家经济，为中国对外投资带来挑战。
“除此之外，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还面临着多方面其他可能增加的成本。”李增刚认为，部分沿线国家产权制度不完善可能为中国企业带来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契约得不到有效执行等问题；金融制度不完善可能对投资收益的兑现造成风险；宗教情况复杂以及语言种类众多则增加了沟通交流的成本。
尽管如此，中企前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依然拥有良好的发展机遇。李增刚表示，从经贸关系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关系密切，是很多沿线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从产业基础看，中国和沿线国家存在很强的产业互补性，随着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根据产业梯度转移理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理想的投资目的国；从经济实力看，沿线很多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有较强烈的经济发展愿望，其积极吸引外资的战略举措，给中国企业提供了较大的投资空间。
于津平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沿线国家互联互通水平显著提升，RCEP等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制度保证。中国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也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注入了动力。“越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沿线国家推行利用外资发展战略，市场开放度不断提高，享受发达国家的贸易特惠政策，投资的区位优势越来越明显。”
“整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情况稳中向好，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屠新泉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数量多，且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较高，存在良好的人口红利基础。当前，其经济发展还处在较“年轻”的状态，前景广阔。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展国际投资，首先要熟悉当地市场和营商环境，对自身优劣势进行清晰定位；其次要培养国际经营人才或在当地寻找优秀合作伙伴，继续发挥在对外投资中学习能力强、适应能力强的优势，规避风险，抢抓机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