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边的木架子上,摆放着民间的瓷器、茶叶、世界各地的酒、各种管弦乐器,剩下的空间被书籍填满。
很难想象这些元素,会集中出现在一座小县城的角落。
屋子的主人是当地作协主席曾志雄,这个看上去五六十岁的壮汉,不否认自己是江河时代浪漫主义的守护者。
他说的江河,是途径蕉岭的石窟河。在城市化还没有触及蕉岭以前,石窟河沿岸的城市与村落,有一半的人靠着这条河讨生活。
广东梅州下辖的蕉岭县,是客家地区与潮汕地区的稻米主产区,作为从明清“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时期迁入梅州的客家人来说,蕉岭风土适宜稻米生长,因此稻米在明清到近代,都是当地居民换取下游食盐的重要物资。
这一切,有赖石窟河的恩赐。
这条跨越福建与广东两省的河流,也是广东第二大河——韩江上游的一条支流。蕉岭,是这条河进入广东之后流经的第一个县城。
经过蕉岭的石窟河 汪敬淼摄
伴随着这条水上物资通道,沿岸形成了不少码头与墟市。鼎盛时期,仅新铺镇,就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小商家一百五十余户。
如今,随着航运衰落,陆路兴起,商贸繁荣的景象成为远去的记忆。
盐米贸易
曾志雄出生在盐米贸易的枢纽——新铺古镇旁,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就存在的贸易集市﹐一度成为闽﹑粤﹑赣三省边区与潮汕沿海贸易中转站商品集散地,曾是粤东北山区繁华的集镇之一。
在互联网的语境下,他用“小重庆,小香港,甚至是秦淮河”来形容繁荣的蕉岭。
如今的新铺古镇 汪敬淼摄
年轻的岁月让他无限怀念,他说农耕文化和商贸文化,在石窟河上相互碰撞,才有了蕉岭后来充满诗意的发展。但技术的进步迅速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从漫长的农耕社会迅速进入智能社会,快速的发展把他的少年和中年割裂开,他只能用文字缅怀过去的岁月。
实际上,世间本无石窟河。
在中国中古时代,潮州沿海地区为盐主产地,而广东、江西交界的内陆地区为大米主产地。根据记载,江西只能买到江淮流域产的淮盐,“质劣价昂”(《宋史·食货志》载)。
为了赣南、闽西的群众能获取广东沿海地区产的食盐,明朝时期,潮州府(非稻米产区)、平远县(当时的嘉应州,即如今的梅州)等多地官府主导开凿石窟河长潭航道,以让南盐北米可以相互流通。
石窟河起源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经过梅州市平远县,自北向南贯穿蕉岭,最终在梅州市梅县区汇入梅江(韩江上游),可直达潮州、汕头。
石窟河在梅县丙村镇附近汇入梅江(韩江上游),流过三河坝后称韩江 图片来源:广东水利官方微信公众号
因此,自明代至近现代的数百年间,石窟河盐米贸易兴盛,潮州地区生产的海盐,朔江而上卖到梅州和江西地区,这两地产的大米,则顺流而下卖往缺少耕地的潮汕地区。
民间形象称为“盐上米下”。
直到上世纪30年代,这里沿线每天经过的大米有三百石(担)之多,大约相当于三万斤。
曾志雄就在新铺附近的乡村长大,在他的眼中,那儿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城市”。大小商家就有一百五十余户。
在曾志雄的记忆中,这些店铺大多“楼下经营、楼上居住”,有些是古朴传统的木板铺面,有些是南洋风格的骑楼,中西合壁,体现了客家侨乡的商贸文化。
这让新铺和当时的黄埔、佛山的港口一样,成为船工、搬运工、挑工、木工、打铁工等工种的聚集地。
在上世纪30年代,当地没有通公路之前,石窟河上每天经过的船舶达600多艘,在新铺夜间停泊的船就达到了200多艘。用曾志雄的话来说,河道的繁荣,养活了一半的新铺人。
为了应对各类工人的跌打损伤需求,蕉岭还流传着张氏正骨术,这些如今变成了当地的非遗技艺。
“50后”与“80后”的碰撞
江水只负责流动,至于形成什么,是人类的事。
曾志雄在重新解构石窟河的时候,想起来在新铺,有拜妈祖的习俗。在客家地区,通常崇拜的是祖先,以及有农耕特点的灶神、土地神等等,妈祖是罕见的。
他觉得这是当地受潮汕文化影响的例证。
蕉岭方志办的副主任郭新辉对这一点忽然有了兴趣,他说自己的爷爷是在石窟河上放排的,奶奶是河上火轮船(汽船)做生意的,两人在水上认识并且结婚。
“航运女神”妈祖对郭主任一家来说,显然比土地神更意义。
航运文化对曾志雄的影响也深入骨髓,他在文章中说,“古镇码头上更有我成长的记忆:一群赤身裸体的孩子从码头上跳进河里……打水仗弹射起来的水线溅到船尾的小厨房里,惹得船娘或船家女孩一阵笑骂声。”
“这是很有意思的生活,”曾志雄说,自己十几岁时就在石窟河上干活,把粮食从上游运到镇上的码头,再肩挑一步步走上台阶。
那时候他心里想的是:这就是我要一辈子干的事吗?
这是一条河流带来的生活以及将要带走的未来,因为通过江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石窟河的航运,一直持续至上世纪80年代,随着陆路交通的兴起以及水电站、水坝的建设,水上运输逐渐式微,以至消亡,这让以河流作为“高速公路”的物流方式逐渐成为历史,沿河墟镇的商品中转、集散功能不断弱化。
石窟河从蕉岭穿城而过,两边有楼房,也有稻田 汪敬淼摄
曾经繁荣的古镇,走到了过去与未来的分水岭。
蕉岭“80后”温崇文的爷爷,是石窟河上游武平县(蕉岭隔壁县,属于福建)的一名粮商,走村串巷,收粮卖粮。
温崇文的父亲,继承了家里做粮食生意的传统,1987年在蕉岭开设了一家粮业公司。温崇文称自己是“粮三代”,他见证了人工插秧、耕牛犁地等耕作方式,一度进入城市闯荡。
到2005年,他决定返乡创业,原因是不愿意乡村如此凋敝。
温崇文说,如今留在农村的人口年纪偏大,年轻人不愿回来种地,不少耕地撂荒。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农民收入太低。
“如今种粮,每亩地年收入只有八百到一千元,地薄的农民很难过日子。家有二十亩地,也不及在外打工一年的收入,”温崇文觉得,只有适度规模化,才能提高农民收入,重返往日石窟河的辉煌。
规模化的关键,是找到合适的人种地。按他的话说,现在最合适的人是“被社会鞭打过且对家乡有感情的年轻人”。这样的人,能接受从城市居民到农民的心理落差。
这些被称为“青年农场主”的群体中,“80后”“90后”竟然不在少数。
“城市生活压力太大,当这些家乡的年轻人发现回来种地也有不错的收入时,就有不少人愿意回来。”温崇文说。
和传统的个体农民不同,“青年农场主”是懂农机操作、了解现代农业技术的农民。企业也会定期对他们进行农机、无人机操作的技能培训。
在稻田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机手 汪敬淼摄
“现在年轻人更容易学习新知识,”温崇文认为,这和最近一二十年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很大关系。
变与不变
蕉岭县城的一个十字路口,开了一家泰式奶茶店,里面有老挝口味的冰咖啡和泰式奶茶。
那家店的男主人十几年前去云南闯荡,积累了或许不少财富。“几乎每年开一家店,虽然都倒闭了,但我还有钱回老家重新开始。”
这家店的女老板,是他在云南结识的傣族姑娘。奶茶店开业的那天,是傣族泼水节的第一天,相当于汉族的除夕。“我就是想和老公到他的家乡生活下去,在广东,这不难呀。”
做大米生意的温崇文也说,“青年农场主”年收入基本超过20万元,甚至高于他们外出打工的收入。
一个城市的发展的优劣,说到底是城市个体的生活感受。
温崇文所在公司参与经营着广东省级丝苗米现代农业产业园,“我们有自己的富硒大米品牌,也入驻了电商平台,也开始了直播带货。”实际上,蕉岭的历史使命仍在延续,不过是运输方式,从水路,变成了陆路。
截至2021年底,广东已建有29个省级丝苗米现代农业产业园,其中之一位于蕉岭汪敬淼摄
但这样的转变让曾志雄偶尔会陷入矛盾,他希望乡村振兴,也会感慨那些老行当的消逝。他认为,水路和陆路对地方的改变,是因为陆路所体现的效率观念,让人们做事变得急功近利,进而导致他反感的“暴发户”心理。
可他也知道,过去的乡村生活是过眼云烟。人们要生活、要赚钱,很难像以前物质匮乏时一样,过一种低欲望的生活。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是一种怀念,也是一种无奈,”曾志雄执着地撰写着一篇篇老房子、老渡口、老码头的文章,试图给下一代留下河流文化的记忆,留下乡村生活的本来面目。
当然,他也认同乡村需要现代产业,他说,或许以后的农民都是农业工人,乡村也必须依托城市才能发展。
位于蕉岭的省级丝苗米现代农业产业园 汪敬淼摄
回不到过去,只能向前看。
在这件事上,曾志雄和温崇文两人有一致的看法。曾志雄也相信,乡村会以一种新的姿态回归。
不过,以河流文化为代表的乡土仍然在影响着一代代蕉岭人。
对温崇文来说,尽管现在“青年农场主”缺口很大,但他不愿招募外地人过来种地。他说,外地人对土地没有感情,种不好家乡的地。
“客家人沿河建起家园,把自我保护的意识融进了血液里。”曾志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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