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商务部在“投资中国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专场推介暨第十届“开发区对话500强”活动期间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共建立230家国家级经开区，遍布31个省（区、市）。国家级经开区以千分之三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十分之一的地区生产总值和五分之一的工业增加值。2022年，国家级经开区创造了15万亿元的地区生产总值，较2013年增长117%。
“国家级经开区多年来发展取得的成绩是令世界瞩目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委兼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制度型开放的样本之一，国家级经开区的制度型安排能够带来开放的红利，从而对接国际市场、国际标准，让中国融入全球化、推进全球化进而引领全球化。与此同时，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中的稳固地位与国家级经开区相互成就。
1984年，借助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中国在沿海开放城市建立了首批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深化，经开区建设也从沿海地区向沿江、沿边和内陆省会城市、区域中心城市拓展。
国家级经开区是带动作用显著的开放平台，也是有效发挥稳外贸稳外资的“主力军”。商务部数据显示，2022年，国家级经开区实际使用外资和进出口额占全国比重均超过20%，成为中国经济融入全球产业体系的重要平台。据了解，国家级经开区集聚了超过400万家企业，其中包括3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世界500强企业在国家级经开区设立总部、研发中心超过300家。
“国家级经开区也是节能环保、绿色发展的重要示范基地。”刘英说。根据商务部发布的2022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国家级经开区的绿色发展成效明显。2021年，国家级经开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水耗和COD排放同比显著下降，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较上年提高3.8个百分点。
此外，在刘英看来，国家级经开区还是产业发展升级的平台、人才资源集聚的高地、创新驱动的载体、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区、优秀品牌锻造的示范区……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国家级经开区在引领我国高水平开放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国家级经开区是自贸试验区的一个测试平台，而自贸试验区是以国家级经开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为基础建设的。比如上海自贸试验区包括上海金桥经开区，广东自贸试验区包括广州南沙经开区，河南自贸试验区包括开封经开区。国家级经开区和自贸试验区具备联动发展的良好基础。
因此，各类园区如何发挥政策叠加效应、共同推动制度型开放，以及如何形成外溢或辐射效应，带动其他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成为一项值得研究的课题。
“有一些时候，经开区、高新区、自贸区、综保区的各类制度或政策并没有发挥出叠加效应和乘数效应，甚至不同区域之间还可能出现内部某种冲突。”刘英表示，当前发挥政策叠加效应存在一定的挑战，在绩效考核面前，一些地方打起了“小算盘”，为了突出本区的“成绩单”甚至拒绝使用其他园区的税收优惠政策。为突破上述局限，刘英建议，各类园区应树立大局观，打破区域壁垒，摒弃地区保护主义，把所有利好政策梳理清楚，能用尽用，发挥出整体效益。
“如今的开放已不再是‘硬’开放，而是‘软’开放。‘软’开放意味着制度型开放，意味着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领域的开放。”刘英说，我国要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加大现代服务业开放力度，就要充分利用各类政策叠加优势，发挥各类创新开放平台的带动作用、辐射作用、引领作用，充分释放改革的红利、制度的红利，人才的红利。
她认为，当前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消费需求不足，这种条件下更应该把优惠政策用足、用好、用够、用全、用齐，不断挖掘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