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的时代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世界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行至2023年的中场时刻，经历了去年的火热，被称为“第二财报”的ESG热度依旧不减。
所谓的ESG是“环境保护”（Environment）、“社会责任”（Social）、“公司治理”（Governance）三个英文首字母的缩写，于2004年由联合国全球契约（UNGC）首次提出，如今已成为评估企业经营的重要指标，同时也为投资者衡量一家企业的价值提供了新的参照。
作为典型的舶来品，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之后，尽管2022年至今，国内有关ESG的大小论坛与研讨多达上百场，但这些讨论基本未逃开一些基本的原始问题——ESG 究竟是什么？它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起步晚、快发展，这是提及中国ESG现状时，学者们常用的词汇。
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同于国外ESG所带有的宗教、伦理色彩， 中国的ESG体系发展，本质上是一场依托主流政策话语体系所开展的，“自上而下”的实践。
从完全自愿披露到逐步走向强制的深化解读，关于中国ESG的信息披露其实已经走过了二十多个年头。2016年8月，中央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逐步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而“双碳”目标的提出加速推动了中国企业 ESG 信息披露的进程。 2020年9月，深交所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其中指出，主动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会得到加分。2022年1月，上交所发布《关于做好科创板上市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科创板上市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ESG信息，并“视情况”单独出具报告。
2022年4月，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正式将ESG纳入投资者关系管理中。
与之对应的是一股ESG投资热。 越来越多的基金公司推出了ESG基金产品，截至2023年6月5日，我国权益类ESG概念基金总数达到250只，已发行权益类ESG概念基金规模1972.22亿元。
A股上市企业也在拥抱这股潮流。 根据《2022中国A股公司ESG评级分析报告》显示，2022年全年，共有1267家A股上市公司披露ESG信息，较2021年增加351家，上市公司ESG披露率为30.86%，较2021年增加约4个百分点。
宏观来看，这场席卷国内的“ESG热潮”，同中国经济的发展需求密不可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在《突围集》里就曾经总结道：
“中国经济的未来需要‘突围’，一是扭转成本曲线，特别是体制性成本上升过快的不良势头，争取通过深化改革再次大幅度降低成本，延续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的比较优势。二是鼓励创新，培育中国经济的独到性优势。”
在这基础上，依托ESG投资，提高企业、全社会和相关政府部门的环境保护观念、社会责任意识和治理水平，正是为了不断降低体制成本、深化体制改革、加快体制创新。
这意味着，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ESG从来都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棘手的青春期”
而对大多数的中国上市企业而言，初涉ESG战场的它们也几乎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作为舶来品的ESG，实则在中国本土化实践中经历了“水土不服”。申万宏源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在中国与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与发展历史下，对 ESG 赋予了不同的内涵。这种差异也使得A股投资者与外资交流的过程中，常常各说各话，彼此难以理解。
图片来源：申万宏源
全球范围内，围绕ESG的浪潮和质疑正在同时显现。《财富》杂志的一位美国编辑这样写道：ESG进入了“棘手的青春期”。
关于ESG，困扰企业、投资者以及学者们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首先，是评级标准难以统一，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又着ESG“千人千面”的理解，ESG看似存在共识，但实则仍处于“黑箱”状态。 这种非透明也招致了如埃隆·马斯克这类技术新贵的猛烈抨击，马斯克直言：“ESG是一个骗局，是社会正义伪君子们的武器。”
其次，是难以量化的数据指标，让不少企业看似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报告，但背后却是某种形式主义的无奈。 一家大型公司的首席可持续官就在去年的一场论坛上公开抱怨：“在我们填报各种ESG问卷的时候，地球已经毁灭了。”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金融与财务学系教授战昕彤也指出，当前国内ESG投资发展的主要困难包括了ESG评级缺少共识和ESG漂绿问题。战昕彤认为，只有通过制定统一标准和加强监管，才能保证ESG投资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
更为关键的还有一点，还有认知层的差异。 ESG投资有没有超额回报？目前这一问题尚没有定论。作为商业中的“慢变量”，ESG与传统逻辑存在博弈，实践者往往纠结于责任、利润的“两难选择”，对投资者与公司经营者来说，都是一场需要耐心的马拉松。
ESG2.0时代，复杂的玩家实践
从萌芽期迈向青春期，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公司和投资者们也对ESG抱持信心。
一方面，从全球视角看，中国已成为全球ESG发展的新引擎，ESG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在治理理念、传统文化、低碳转型发展方式以及实现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高度契合的。而“中国式现代化”又包含着中国特殊国情，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意识到，中国ESG 议题和指标体系必须具备本土特色，需要因地制宜地开展创新。
图片来源 ：《2022中国ESG发展创新白皮书》
另一方面，一些企业也将ESG视作自我更新、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留住优质员工的契机 。对于任何有着全球抱负的大公司都会发现，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市场，ESG已经成为赢得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门票”。
这之中，不乏有先行者给出优异的答卷，回应投资者的期待，但也有“言行不一”的玩家ESG视作一门新生意。
围绕着这一思考，一些新的命题和探究也随之而来： ESG怎样推动企业变革？ESG和传统的评价指标相比有何差异？与国外相比，差距在哪里？本土化的创新又在哪里？
从行业视角看，各行各业的ESG变革进展如何？我们将逐一扫描食品、地产、银行、快时尚以及互联网大厂们的ESG实践，为行业建立参考体系。
• 民以食为天，从绿色制造、绿色包装再到社会责任，中国食品饮料企业ESG为何易被困在“纸面”上？ 探索艰难，但也有给出先行者给出不一样的答卷，伊利、飞鹤、洽洽等食品企业的探索或能给行业带来参考。
• 作为“碳排放”大户，房地产行业的ESG一直备受关注。 但对这一行业来说，ESG报告中的E往往会沦为“绿色建筑”的代名词，这种现象背后，其实是企业对未来的迷茫。
• 不同于其他行业的迷茫，对银行业而言，ESG已成为未来的“必答题”。 作为“金融活水”，银行的ESG实践如何链接实体经济，这背后考验企业的智慧。
• 而作为争议最大的快时尚行业，它们可能是最先实践ESG的玩家，但也是最容易受到抨击的对象。 劳工问题、环保问题以及商业模式的悖论，SHEIN们又该如何面对？
• 同样的问题也交给互联网大厂们，它们的业务涉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大公司们将ESG视作公司价值的一部分， 但也有人认为这些大公司的ESG报告存在明显的“美化”意味。
但也有大公司已走出“纸上”，这些“行动派”们的ESG实践已形成标杆效应，为行业带来启示，为ESG的中国本土化贡献力量。
作为服装行业的头部品牌，波司登的ESG价值理念贯彻于原材料、制造，物流、供应商等全价值链环节，从而引领了可持续消费、提升品牌价值与国际竞争力。
拿下ESG全球最高评级的联想集团，勇担“链主”责任，联动上下游，将绿色低碳纳入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中，在全球舞台上展示出独特的ESG成就；
早在十多年前就发布了第一份ESG报告的海尔智家，在ESG实践上的先发优势已转化为企业的内生动能；
从家电制造起步的TCL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践，如今ESG已融入了全产业链。
另一边的海信也在一直专注研发更加绿色环保的产品，用技术力量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这样一个ESG混沌的时代，提出问题与找到答案同样重要。我们深信，随着ESG生态的逐步完善，ESG能在理性中找到新的方向，不再成为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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