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已是我国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选择和部署，旨在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通过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一揽子工具箱N种组合式运用，促进深层次制度性创新，促进要素便利流动和优化配置。
制度型开放主要特点包括，一是强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并重的广泛开放；二是强调“边境内壁垒”和“跨边境互通互联”；三是制度“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四是更加强调全局性、集成性以及顶层设计和举措的系统性，强调形成更加标准规范、互融互通、公开透明的开放制度体系，“规则导向”的治理特点更加明显和突出。
在大国博弈、地缘政治冲突、全球产业链重组、世界需求收缩、世界经贸秩序和规则重塑的当下，“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形成陆海联动的贸易规则和标准体系，为推进制度型开放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高水平开放的优质土壤。同时，推进制度型开放，形成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制度共识，有助于“一带一路”建设。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和制度型开放相辅相成、互相支撑。
一是依托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合作，深入推进制度沟通和融合。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需要依托经贸互惠合作往来的丰富场景，这个场景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因此，应强化抢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发展速度快、市场潜力大、发展空间阔的有利时机，依托我国产业齐全配套完善优势和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包括双向投资、产能合作，以及壮大市场采购、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离岸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深入推进制度沟通和融合。
二是针对不同发展水平的“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采取差异化贸易规则推进策略。制度型开放重点由传统的关税壁垒、股比限制、非关税壁垒等市场准入领域的“边境开放”政策，逐渐转向产业政策、知识产权政策、环境政策、投资政策、技术标准、劳工政策等“边境内开放”领域，更加注重完善国内规则、制度、法律体系。对于国内规则相对完备、产业基础较好的经济体，积极寻求在产业政策、投资政策、技术标准等边境内领域的合作，从而加快实现我国与高标准贸易规则的对接，例如在新加坡、新西兰积极探索数据保护、网络安全、数字技术创新等领域合作。对于国内规则存在缺失、产业基础薄弱的经济体，以产业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援助为突破点，积极推进中国规则的对外输出。
三是以创新和完善“一带一路”经贸规则体系的实践，不断提升国内制度规则的系统性。制度型开放更加强调系统性，从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产业发展的全链条、企业发展的全生命周期出发，强调全局性、集成性，强调顶层设计和举措的系统性。在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世贸组织发挥更大作用的同时，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继续推动升级或重新商签自贸协定，大力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贸易便利化，从某些场景为切入点，积极促成系性制度创新，如围绕中欧班列的运行, 加快铁路运输提单制度和统一国际铁路及多式联运运输规则的制定。
四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发挥龙头企业作用，加快“中国标准”与产业、企业同步“走出去”。制度型开放不仅要“引进来”，促创新、促国内体制机制改革，而且要积极“走出去”，依托龙头企业和优势产业，构建应用场景与制度创新的良性互动、相互强化的格局，为全球经贸秩序和规则重塑贡献“中国力量”。这涉及，大力支持华为、腾讯、比亚迪等龙头企业开展标准化建设，主动联系“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开展国际标准研究，加快“中国标准”与产业、企业同步“走出去”。同时要构建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成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提供更加精准和优质的服务。
五是积极应对共建“一带一路”的风险及挑战，以更好地统筹开放与安全。深刻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诉求，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政治稳定性不一、民族宗教问题不一等，导致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着很多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面临着地缘政治、地区安全、金融、法律等诸多风险和挑战。制度型开放，既要做到“放得开”，加快构建“因区因业施策”的开放体系，在不同行业领域，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实施“差异化开放”策略；又要做到“管的住”，以共建“一带一路”中应对风险挑战的实践经验，不断健全和完善安全保障体系，包括资金、数据信息、金融、科技、粮食、产业链等安全防机制等。（作者单位：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