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投入运营的雅万高铁既是“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亦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建设项目。在雅万高铁建设过程中，虽曾遭遇多重挑战，但依然为未来各行业的企业到印度尼西亚投资提供了可贵的合作经验，且有助于推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全方位的合作。
雅万高铁线路全长142公里，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正式营运之后，雅加达、万隆两市通行时间将从3至5小时压缩到40分钟，可以极大改善当地交通拥堵状况，便利沿线市民，因此受到市民的欢迎。而且，据印度尼西亚官方预计，这条由中国在印度尼西亚投资兴建，全线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造价达约60亿美元的雅万高铁线路，在未来40年可创造超过231亿美元的收益，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双方获得的回报远高于投资成本。在近日庆祝印度尼西亚独立78周年时，雅万高铁模型被不少该国首都雅加达的市民搬上街头，成为民间庆祝活动的“吉祥物”。
其实，雅万高铁的建设过程也是一波三折，曾遭遇西方国家干扰、征地困难、印度尼西亚地方政府影响、印度尼西亚国内反对势力丑化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合作等四大问题的挑战。
其一，西方国家干扰。除了有西方舆论将雅万高铁渲染成为所谓的“中国债务陷阱外交”之外，在雅万高铁招标期间，日本、法国及德国等高铁强国同中国的竞争十分激烈。尤其是日本竞标失败后，在项目推进过程中肆意抹黑中国，煽动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和民众干扰工程进展。例如，中国投资方在向印度尼西亚政府申请办理建设许可证的阶段，日本就曾多次利用其在印度尼西亚耕耘多年的政府资源，从中阻挠建设许可证的办理工作，令雅万高铁建设进展受阻。
其二，征地困难。由于历史原因，印度尼西亚存在一片土地同时有三、四份不同时期签发但都合法有效的土地证，即 “一地多证” 的情况，土地所有权不明。因此，征收一片土地需要发放三、四倍的补充款。更有部分土地拥有者把中国投资方当作“冤大头”，要求土地补偿款是市场价的五倍甚至更高。而且，中国投资方与土地拥有者发生土地矛盾和纠纷时，地方政府更偏袒土地拥有者，为高铁建设的征地增加了难度。
其三，印度尼西亚地方政府影响力巨大。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印度尼西亚开始实行地方自治制度，除了外交政策、国防安全、司法、货币和财政、宗教政策归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管辖外，印度尼西亚各地方政府拥有其他一切事项的管辖权。可见，在地方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地方政府的决策权高于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因此，虽然总统佐科以立法的形式保障雅万高铁项目建设顺利，但仍有部分地方政府为获取雅万高铁建设的更多利益，竟以该总统令与地方政府的条例相悖为由，或者以地方《区域空间设计规划》尚在修订中为由“阳奉阴违”，令雅万高铁的建设进展受阻。
其四，印度尼西亚国内反对势力丑化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合作。已连任一届总统的印度尼西亚现任总统佐科将于2024年10月卸任，与以往精英阶层出身的总统不同，佐科出身“草根”，因此更注重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在对外关系中主要体现在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以此作为推动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反对派为赢取2024年的总统大选，操控当地媒体和其支持者选民，不断捏造事实恶意攻击雅万高铁项目，并将该项目扭曲成为“威胁印度尼西亚国家安全”的项目。此外，印度尼西亚国内的各种利益集团、军方、商界、激进民族主义分子等，也为了维护各自利益，不仅丑化中国企业和中国民众的形象，还将雅万高铁作为筹码，与佐科政府讨价还价。而且，部分印度尼西亚民众还将对政府不满迁移到中国企业身上，认为来自中国的投资未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部分民众更有“反华情结”，这种压抑的社会氛围始终笼罩着雅万高铁的建设过程。
在应对以上种种挑战之后，雅万高铁即将投入运营。在这基础上，中国还与印度尼西亚展开多领域的合作，且成效明显。例如，即使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经贸关系仍逆势发展，在2022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贸易额高达1494亿美元，不仅比上年增长20.16%，且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印度尼西亚最大贸易伙伴。自2019年起，中国已跃居印度尼西亚第二大外资来源国，除了投资基建项目外，中资企业在印度尼西亚的投资还涵盖了电力、矿产、汽车制造、新兴的互联网产业以及金融领域等。
雅万高铁的成功建设，不仅仅是中国技术、中国标准“走出去”的成功，更是由于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了解国际文化、了解国际游戏规则，应对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各类挑战越来越得心应手，并给予妥善的解决方案，令中国与沿线国家可以共赢。对此，中国企业未来在投资印度尼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前，不妨更多参考雅万高铁的经验，在抓住投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能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造福当地民众，为中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力量。（作者分别为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名誉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