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国与沿线国家互信关系不断增强，这其中少不了境外经贸合作区贡献的力量。但对于建设运营这些合作区的企业而言，一直面临着比较尴尬的局面：投资周期较长，资金回笼慢，缺少金融政策支持，合作区经营压力巨大。加之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入驻合作区的企业经营遇到困难后，进一步传导到合作区，使这个问题越发突出。
“金融支持不足一直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短板，也是制约合作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王济光分析认为，这种局面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例如，金融支持政策与投资项目回报周期不相匹配。合作区投资项目通常回报期较长，收益主要来自于当地土地销售议价、园区运营物业服务，收益来源单一，前期赢利空间狭窄，自我滚动发展能力较弱；合作区海外资产在投资与运营中无法正常盘活。合作区前期建设中基础设施大，占压大量资金，造成资金周转慢，园区运营企业及入驻企业资金压力较大。国内金融机构缺乏国际视野，局限于国内母体企业资产、厂房设备等抵押融资业务，境外投资形成的大量资产无法盘活；对外投资担保体系和制度创新相对滞后。信贷业务要求国内第三方信用担保，保险费用超出合作区企业承担能力，甚至由于缺乏资信互信的制度建设，造成信保公司无法或不愿承保，合作区企业融资难度加大。
不少合作区建设运营企业呼吁，合作区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抓手，是中企走出去的落脚点和成长平台，应在此次疫情中得到一定的政策支持，尽快渡过难关。未来也应尽快探索出台相关金融政策，支持合作区未来健康发展。为此，王济光提出了以下建议：
第一，成立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引导基金，破解资金融通难题。在合作区项目引入期，以国家引导基金为主，解决合作区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投资问题。在合作区项目进入成长期后，以国家引导基金为杠杆，撬动社会资本、产业基金，积极推动赢利模式多元化。在合作区项目成熟期，允许合作区吸引社会资本和国际资本，稳定合作区赢利空间，提升合作区发展质量和国际影响。
第二，拓宽海外投资项目融资发展空间，创新金融支持方式。对国家确认的合作区入驻企业，允许以其国内资产为抵押，或以其境外资产、股权、矿业开采权、土地等作抵押，开展“内保外贷”“外保外贷”“外保内贷”业务，探索盘活海外资产的渠道。适时将合作区作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载体，加强与东道国对合作区项目进行联合顶层设计，加大东道国央行人民币储备，推动合作区在建设、运营、设备和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时以人民币结算。
第三，鼓励民营企业积极走出去，完善金融支持政策。重视发挥民营企业的特殊作用，将有条件的民营企业纳入走出去国家总体规划，为合作区内重点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可转债和短期融资券提供条件，在外汇管理、对外担保、银行全球授信等方面提供便利化等。
第四，明确走出去公共政策导向，激发中小企业投资热情。设立中小企业海外发展基金，除政府直接拨款外，允许接受民间社会资本、非政府组织及海外华侨机构赠款。用好政策性金融机构，加强对合作区建设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组建政策性中小企业银行，允许其公开发行金融债券，扩大中小企业银行的资金来源。
第五，全面构建对外投资促进体系，健全政治风险补偿机制。明确海外投资政策性担保机构的职责和业务内容，完善海外投资信用担保体系，专门为走出去企业的外向型发展提供担保。健全财政贴息机制，为产品有市场、技术先进的海外投资企业提供贴息贷款。对负债率较低、产品技术含量高、确有市场潜力、内部管理制度健全的海外投资企业，适当放宽抵押担保的要求。研究出台《海外投资促进法》，明确界定对海外投资的支持方式，充分发挥各商业银行的海外融资主渠道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两会期间，王济光就将这五项建议作为提案提交，为合作区可持续发展鼓与呼。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尽快研究出台合作区金融支持方案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