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内外环境和面临的形势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在第二届中国发展规划论坛上表示，首先，沿海地区深度参与国际大循环面临新挑战。沿海地区的外贸依存度比其他地区明显更高，全球供应链的调整和美国正在推进的技术脱钩，不仅使沿海地区出口面临外部需求大幅收缩的影响，而且进口也面临技术断供的制约。沿海地区过去扮演的角色是以深度参与国际循环来带动内陆地区发展，随着需求结构上内需和外需的此消彼长，沿海地区应从“以外促内”转向“内外互动”。
其次是外需和内需市场相对关系的变化，使内陆地区区位优势相对上升。外需市场扩张放慢，内需市场份额相对提升，为内陆人口较多、市场规模较大的省份加快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再加上“一带一路”建设也在改变内陆的区位条件，原来许多比较闭塞的内陆省份成为了开放前沿，使原来沿海和内陆的中心和外围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从而有利于重塑我国区域经济格局。
谈及“十四五”时期如何更好发挥区域政策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时，王一鸣表示，应增强沿海地区“外引内联”的纽带作用。沿海地区应深度参与国际大循环，而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又是不可分割的，因此通过发挥自贸试验区等平台作用，将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在沿海地区进行有效衔接。同时，加快在中西部地区布局和培育更多战略性增长极。在中西部选择一些产业基础比较好、创新资源相对集中的地区，加快布局新的战略性产业发展平台。
“大通道的建设能够大大提高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水平。” 王一鸣说，应加快连接国内外市场的立体大通道建设，加快沿江高铁等通道建设，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形成泛亚欧国际铁海联运大通道。加强国家层面沟通，加快推进泛亚铁路、跨境高等级公路、光缆传输系统等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王一鸣表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正在重塑区域竞争格局。区域差距未来会更大程度地表现为数字化转型的差异。他提出，“十四五”时期应通过政策工具推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中心城市与腹地围绕数字化转型开展合作，提升相对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化基础能力和产业发展能力，避免加剧“马太效应”，收窄地区间“数字鸿沟”。
市场机制要素可能会流到效率更高的地区，对此王一鸣提出，区域协调更重要的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均等化一个有效的地理单元就是城市群，首先可以推进的是一个地理单元城市群内部均等化，比如长三角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正在有效推进。
他表示，还应强化区域政策与全国统一市场建设要求的一致性，区域政策往往是差别化政策，对特殊地区会给予特殊扶持。因此，应考虑区域政策与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融合性，从而使得区域政策能够有效促进公平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