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美国特朗普政府实施减税政策；四年后，拜登提议将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从目前的21%上调至28%，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呼吁设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这绝非是把减下来的税再加回去那么简单。在业内人士看来，美国这一加一减，虽然举措不同，但其目的都是保持美国税收体制、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是换了一种方式的‘美国优先’，只不过它这次是要把盟友团结起来罢了。”中国贸促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姚为群告诉《中国贸易报》记者，至于美国呼吁设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它的一些盟友或将跟随，一些经济上依赖于美国的国家或许也会跟随。
“这说明了目前美国有足够的企业税收提升空间。美国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的税率长期呈现下降的趋势，当前美国税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与经合组织（OECD）其他国家相比也处于最低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石先进认为，这种税率差不利于美国企业参与海外竞争，“若外国企业在美国本土享受较低的税率，美国企业会感到不公平。”
筹集资金用于美国经济建设，是美国加税并呼吁设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因素之一。拜登已经推出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近期提出约2.25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一揽子计划，未来可能还会有制造业支持计划、清洁能源计划。对此，石先进说：“这些大规模计划都需要资金支持。美国在海外拥有大量跨国企业，同时美国国内也有大量跨国企业，这些企业为该计划提供了可观的税基。”
除了筹集资金之外，还不得不考虑美国提出设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长期背景。联合国贸发会议资深经济学家梁国勇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世界范围内企业税负水平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自1980年代初的约40%降至目前的约23%。各国、各地区的企业税负水平差异很大，使跨国公司利润向一些“税收洼地”大量集中。一些跨国公司，特别是科技巨头累计了巨额资金，并将其存在境外，这让跨国公司母国和其他国家发生了较大争议。
尤其是近二十年间，各国为吸引外资争相减税。OECD的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8年，全球有76个经济体降低了企业税，在疫情肆虐的2020年，有些国家为减少企业负担，进一步下调税率。
“世界经济中一直存在各国企业税率差异对跨国公司经营活动和财务行为产生影响的问题。一方面，税收成本会影响跨国公司的选址决策，影响国际投资的流向；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各国企业税率水平的差异进行跨境税务筹划，降低整体税收负担。问题主要来自后者。”梁国勇说，这难免对国际经济活动带来一定扭曲，并造成税基侵蚀。因此，由OECD等发起的相关国际倡议一直在致力于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也带来了一些改观。
目前，一些国家已经对设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提议作出了回应。
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对此有所期待，对于这些国家而言，这不仅可以提高各国企业所得税收入，还将促进资本相互之间自由流动，跨国企业也不会将利润转移至低税区，进而考虑在这些国家设立总部，或增加业务。
爱尔兰等欧洲低税率国家则持保留意见。在欧洲，爱尔兰的税率较低，仅为12.5%，低税收是该国吸引国际投资的手段之一，有报道称，爱尔兰2020年征收的企业税总额仅有118亿欧元。
此外，美国之前还参与了由OECD牵头与约140个国家的会谈，希望就最低税率问题达成全球协议，但参与各方尚未达成一致。
对此，姚为群分析说，税收政策涉及财政主权，财政主权背后则是国家的政治主权，各国都不会轻易上交主权，“因此，这项提议一时之间还难以达成一致。”
目前来看，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市场挑战，需要激活市场主体活力，贸然提高税率并不合适。石先进分析说，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今年3月中旬以来全球每日新增感染病例呈逆转趋势，而目前全球疫苗注射人口不足10%，因此在此时提出增税计划，可能会阻碍经济复苏。
“中国要依据自己的国情来确定税率。从更宏观的中国经济发展角度来看，需要从稳增长、保就业、增收入、扩消费和遏通胀五个视角出发，针对包括税率调整在内的一些不确定因素进行科学研判，就可为决策提供确定性的元素。”姚为群强调说，影响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的因素不止税率，还要考虑各国的比较优势和营商环境，尤其是营商环境的好与坏，事关企业的感受度和获得感。在全球产业链正在重构的当下，无论这次美国的提议是否在全球范围内达成一致，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都是保持吸引国际投资竞争力的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