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双月刊发表5-6月号文章《全球化即将到来的黄金时代》，作者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和国际事务教授哈罗德·詹姆斯。全文摘编如下：
有人认为贸易和全球化可能在21世纪20年代重现，在疫情结束后重新焕发活力。这种想法可能看上去有些牵强。毕竟，新冠病毒正在分裂世界、摧毁多边主义并扰乱复杂的跨境供应链。这种病毒看上去像是在完成2008年金融危机尚未完成的工作：大衰退导致更多贸易保护主义，迫使各国政府质疑全球化，对移民的敌意加剧，而且全球贸易增速持续低于全球经济增速——这种情况40多年来第一次出现。然而，即便如此，也没有出现彻底的逆转或去全球化；相反，这个世界出现了不确定、不稳定的“慢全球化”。相比之下，今天的疫苗民族主义正在迅速推动俄罗斯、英国和美国公开对抗，并在欧盟内部挑起激烈冲突。人们很容易由此推断出一个“无全球化”的未来——全球化在病毒的雾霾中消失。
危机会带来更多全球化
在过去两个世纪里，贸易和全球化的进程是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如何应对此类危机所决定的。全球化是周期性的：某些时期一体化不断增强，然后是冲击、危机和破坏性的反弹。大萧条之后，世界滑向闭关自守、民族主义、威权主义、零和思维，最终是战争——这一系列事件经常被描述为有关全球化逆转后果的可怕寓言。然而，历史表明，很多危机最终带来了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全球化。这些挑战可以催生新的创造性能量、更好的沟通以及从其他地方学习有效解决办法的更大意愿。
如今，新冠肺炎大流行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但与过去许多危机不同。这次冲击不像大萧条或2008年大衰退那样由需求驱动的经济下滑。尽管封锁措施导致供应中断，失业率飙升，但总体来说需求并不短缺。富国的大规模救助和刺激计划产生了金融缓冲，人们支出的减少导致储蓄激增。最乐观的估计是，2020年美国累积了1.6万亿美元的过剩储蓄。人们正等着释放被压抑的购买力。此外，各国财长和国际机构正在听从美国财长珍妮特·耶伦的要求，即在财政救济方面，“现在是时候采取重大行动了”。
就像19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一样，这场疫情大流行也提出了政府是否称职的问题。许多观察人士质疑西方国家是否有能力采取迅速而有效的行动。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因为他对这场危机的混乱处理而陷入崩溃。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因为他复杂、矛盾和不断变化的封锁规定而面临保守党议员的反对。由于对疫苗采购管理不善，欧盟委员会失去了信誉。
对其他观察人士来说，管理不善背后的统一主题是民粹主义。特朗普、约翰逊、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应对疫情方面都搞砸了。
鉴于这些挑战，很容易认为政府和公民都会优先考虑国有化——培育应该具有韧性的国内供应链，以防范下一场危机。人们正在拼命寻找新的领导者和新的愿景。正如在此前的供应冲击中出现的那样，领导人可以为外国模式的重要性提供充分理由：一些国家在应对新冠肺炎的卫生和经济后果方面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尽管按照大多数衡量标准，其中一些国家规模很小，或者相对孤立，但应对最得力的国家却是最大的——中国。
世界需要全球公共产品
类似的历史力量将推动疫情结束后的再全球化。在一个不仅面临着疫情大流行挑战，而且面临着气候变化挑战的世界，解决方案是全球公共产品。1945年，战后秩序的设计师们认为，和平与繁荣是不可分割的，也不可能是某一个国家的财产。现在，健康和幸福是一样的。单个国家或地区不可能独享这两者。
像19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一样，技术也在改变一个全球化的星球。19世纪中叶，推动力是轮船、海底电缆和铁路。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推动力是计算能力：第一批得到普及的个人电脑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今天，数据占据了同样的位置——将世界联系在一起并且为包括政府失职在内的重大问题提供解决办法。新型信息可能有助于领导人消除新冠肺炎大流行凸显的一些不平等和不公正。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或许意味着，机器可以承担一些低收入基础工人从事的重复性危险劳动。远程医疗和数据驱动的公共卫生可以触发更快、更精确的药物或医疗干预措施。
与过去的危机一样，全球对廉价可靠产品的需求也是迅速而强劲的。19世纪中叶是粮食，20世纪70年代是石油和商品。本世纪20年代则是医疗用品、数据芯片和稀土金属。为了能够承受新的冲击，这些商品需要由众多供应商进行国际化的生产和交易。
政府和企业也需要不断创新。与19世纪40年代一样，孤立主义在今天意味着错失从不同实验中学习的机会。没有哪个国家，或者说某国特殊的科学和创新文化，负有研发有效新冠疫苗的责任——新冠疫苗堪称2020年的奇迹之一。成功是国际密切合作的产物。这一创新故事也适用于政府能力。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取得成功。
与19世纪40年代的饥荒和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一样，新冠肺炎疫情既是一场危机，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