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网站8月9日发表题为《美中贸易：为什么保护主义不能解决全球供应链问题》的文章，作者系香港-亚太经合组织贸易政策研究集团执行董事戴维·多德韦尔，文章认为，贸易战增加了美国官僚主义障碍。全文摘编如下：
美国国际开发署全球卫生供应链项目的核心成员辛迪·夏纳上个月在联合国支持的一个主要网站上写道：“新冠肺炎疫情暴露的一件事就是世界各地的社区如何紧密联系在一起。利用这些全球和个人联系赢得优势，为下一场危机做好准备非常重要。”
因此，她说，“包括供应商、客户、物流提供商等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之间必须加强合作，以构建跨供应链的整体解决方案”。
一切都如此正确，而又如此彻底地遭到了忽视。这非常可悲，因为它将使我们对下一场大流行病准备不足，而且剥夺了我们演练多边合作的机会。如果我们要应对气候危机，这将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看到的不是国际合作，而是出口禁令、经济民族主义激增和合作的崩溃。
美国政府没有斥资数十亿美元建立全球合作基础以确保下一场全球健康危机爆发时具有复原力，而是花费数万亿美元建立受保护墙和补贴保护的国内生产，增加本地就业，减少对被认为不可靠的外国供应商的依赖，并建立昂贵的库存。
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查德·鲍恩上个月发布了一份精彩的工作文件，该报告清楚地说明了全球供应链管理不善如何造成了或许数百万人不必要的死亡以及本可避免的数十亿美元支出。
该报告逐步追踪了笨拙无能的决策如何导致了对医院防护服、手套、外科口罩和呼吸机全球短缺的全球恐慌。
中国超过三分之一的个人防护装备生产集中在湖北。由于这场危机最早袭击了武汉，中国同时增加了进口、减少了出口。中国供应了欧洲50%和美国47%的个人防护装备，因而供应紧缺状况席卷全球。就具体产品而言，中国的主导地位更为极端：美国72%、全球66%的口罩和呼吸机来自中国。
美国政府在确定新供应商和提高本地生产方面反应缓慢加剧了危机。
但是随着中国出口商从春季严格的制造业封锁中恢复，他们的口罩出口同比增长130%，防护服增长272%，医用手套增长68%。
2019年年中发动的美中贸易战的时机再糟糕不过了。正如鲍恩所指出的：“作为美国政府限制（中国）进口的政策目标的一部分而实施的贸易战关税，可能对美国的大流行病防范产生了负面影响。”
贸易战增加了官僚主义障碍，减缓了美国获得急需的个人防护装备的速度，而关税则使个人防护装备价格更加昂贵。然而由于缺乏本土替代品，美国政府和欧洲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增加从中国的进口。
2020年中国个人防护装备出口额飙升至881亿美元，远高于2019年的229亿美元。这就是美国所希望的减少从中国进口的结果。
到2020年底价格回落、供应趋于稳定时，美国政府已投入超过12亿美元的补贴，以促进霍尼韦尔和3M等现有制造商的个人防护装备生产，并说服20多家小公司成为新的供应商。但是，随着整体需求和价格回落至正常水平，这些新生产设施中的大部分被搁置，损失惨重。
政府呼吁美国医疗服务提供者购买美国产品，但中国产品通常价格更低的事实意味着人们对于这些呼吁基本上置若罔闻。
总结起来，鲍恩指出了关键的教训：需要为关键的最低限度的国内产业提供激励措施，即“补贴”，并在发生大流行病等危机时具有生产“激增”能力；尽管涉及成本问题，但仍需要维持较大的库存；必须鼓励国际多元化生产，最好依靠与美国有共同利益的国家。
可悲的是，鲍恩的建议几乎没有提及夏纳的呼吁，几乎没有认识到“所有利益攸关方之间加强合作”意味着什么，也没有认识到中国对世界各地“互相关联”的社区和美国一样重要这一现实。
尝试挑选合作伙伴不会加强全球供应链。相反，我们需要依靠灵活的多边合作。只要我们向保护主义寻求解决方案，我们就会走向错误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