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WTO，在促使我国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同时，也让我国企业大踏步走出国门，加速了其国际化进程，同时也带动大量员工参与国际分工，消除贫困。在中国入世二十周年的节点，各方有必要对中企这20年的国际化进行一次复盘，为中企当下及未来的国际化提供新养料。中国入世的经济实验，也对全球许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产业链、走向共同繁荣提供了巨大的政策启示。
“2001至2010年期间，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体现在出口方面。这些年，我国外贸出口额不断增长，尤其是纺织行业等人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得到大力发展。2010年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体现在对外投资领域，一些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在全球开展了大规模投资。”作为长期研究企业案例的学者，美国洛厄尔麻省大学创业与创新副教授孙黎观察到，中国加入WTO这20年来，中国企业国际化可分为两个阶段，2010年是这两个阶段的分界点。
这20年来，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得到明显提升。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在疫情蔓延全球的背景下，中国还超越美国，成为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国。
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现在各方都清楚，是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当时全球化正处于高潮期，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对中国友好；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不断健全法律法规、改善营商环境，企业主动利用WTO规则，主动融入全球市场。中国的政策实验令全球瞩目，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学习榜样，例如印度、越南就直接照搬了中国的经济开发区策略，开始革除自身繁琐的各种政策壁垒。
但在多年前，国际上许多学者还没有重视中国国内法治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程度有什么影响。而孙黎在《世界商务学报》的一项研究发现，2010年前，中国企业国际化收益最好的地方，大都集中在法治环境比较好的地区。这些地区构建了以规则为主导的市场机制，加速了中企国际化进程，为这些企业走出国门适应国际环境打下了基础。这篇论文不仅进入了SCI，而且引用量达到1%。目前国际商务学者也开始重视发展中国家企业母国的制度研究，形成的一个给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政策共识就是，公平的市场规则可以积极促进本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
在孙黎看来，2010年到2020年这第二个阶段，中国企业发生的变化更大。这个阶段主要的表现是中国企业在供应链、产业链上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不断向价值链上游攀升，“与之前‘三来一补’不同的是，中国企业依托逐步完善的工业体系，逐步提高了关键部件的国产化率，技术含量也不断提高，劳动密集型企业正在转型升级，尤其是‘特高精尖’‘小巨人’企业的飞速发展，让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质量得到提升。”
对比之下，当初的“亚洲四小虎”（指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四国）、墨西哥等国家的企业也跟中国一样参与了第一阶段的国际代工等，但在第二阶段，没有扶持出本土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攀升与技术更新，在技术创新上就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像《三体》中的智子锁死科技发展，无法抢占价值链升值更高的产业位置。这是孙黎教授最近在国际顶级创新政策研究学报《研发政策》上发表的论文观点，也是中国加入WTO第二阶段发展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重大启示。
下一个阶段，中国应如何设计WTO政策？“在当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WTO中的地位也有所提升。中国应该根据自身体量，更好地在WTO中进行定位。在此基础上，就要积极考虑如何更好参与WTO规则体系的改革。”在孙黎看来，在下一个阶段，WTO未来的主要争议焦点将可能是印度、越南等后进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希望能够对其国内的一些产业进行保护，增加产品出口等等。而在要求后进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保护跨国企业权益等方面，中国企业与欧美日韩企业的诉求是有重合的。
孙黎说，中国参与WTO的政策实验，促进了全球繁荣，也将为其他国家带来更大的价值启示。中国在未来第三阶段WTO中定位的变化，也将影响到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下一步规划，比如政府应该从全球繁荣出发，承担更大的责任，更加维护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利益，推动高端产业中企参与全球标准的制定等等。展望未来十年，中国企业国际化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和机遇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端制造，尤其是中国的小巨人企业将迎来新一轮发展机会，如何让这些小巨人企业在国际化方面取得成就，能够在产业链上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将是挑战之一。二是绿色产业链迎来大发展。在WTO框架下，会不会根据碳排放来征收碳税是各方关注的焦点。特别是美国、欧洲希望通过征收碳税将国际贸易投资活动纳入到防止全球变暖的行动中来。三是促进服务业发展，尤其是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如何做强做大服务贸易显得十分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