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而制度型开放是我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要求。那么，制度型开放的关键是什么？制度型开放的突破口在哪里？制度型开放到底有多少红利？在同济大学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于2月21日举办的“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与贸易强国建设”研讨会上，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分享了他的所思所想。
“未来五年，制度型开放将给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释放更多红利，其效果甚至不亚于40多年的改革开放。”魏建国这样说道，随后就详细地给出了三大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传统的国际经贸秩序规则和由商品与要素组成的流动型开放至今已难以适应当前国际新形势的需要。魏建国分析说，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本质是降低关税和最大限度地减少非关税壁垒。这种开放对全球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起过积极的推进作用，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但是，这种商品和要素流动型的开放是二战后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许多规则都是有利于西方国家，根本没有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诉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遭受重创，暴露了这种规则的缺陷，也使得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这种商品和要素流通型的开放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更谈不上给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注入新活力。”魏建国接着说第二个理由，“如果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型开放是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全生产要素的基本组合的话，那么制度型开放将是全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前者是基本的组合，是被动性的，而后者是主动的、积极的、创造性的。因此，制度型开放所带来的红利和所释放的能量将远远大于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型开放。”
魏建国表示，制度型开放就是我国不仅要把国内的生产要素进行最佳的配置，而且希望能够把全球的生产要素进行最佳配置。那么，中国就必须把握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趋势，了解它的演变特色，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要开放红利。
“第三，制度型开放不仅仅是指经济领域的制度型开放，而且涉及到文化、教育、卫生、科技、司法等方面。因此，我们对外发出的一个信号就是，我国的制度型开放将是一个全面的、新型的制度型开放。这样的制度型开放所释放的潜力是无穷的。”魏建国说，这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又一个改革开放的里程碑，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也是最难的一个时期。目前，我国已经在海南、深圳、上海浦东做了一些先行先试，已经积累了很好的探索经验。
这意味着中国的制度型开放将更具有中国特色，这种特色也将表现得更加全面、更加长远。在魏建国看来，推动制度型开放，要做好顶层设计，特别是要在大胆闯、大胆试的自主改革进程指导下，以问题为导向，拿出前瞻性较强、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的顶层设计；主动对标各种自贸协定，特别是RCEP和CPTPP等；不搞单兵推进、零打碎敲，要真正实行立体式、全方位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