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30年，一场瘟疫袭击了雅典，疫情持续了三年多，杀死了雅典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包括一些著名的领导人。修昔底德用现实主义文本记录伯罗奔尼撒战争时称，这场瘟疫损伤了雅典的权力基础。如今，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让全球价值链产生了连锁反应，大大减少了国际货币、商品和人员的流动。全球经济能否顺利复苏，或者需要多长时间复苏，是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那么，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后，全球价值链何去何从？
第一问：全球价值链会脱钩吗？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化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重要战略。中国企业通过与全球价值链的战略耦合，融入跨国公司管理的生产网络而实现了全球化发展。
当前，由于贸易战关税、运输成本和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外包商已经在重新考虑全球组装线的流程。新冠肺炎的到来，将促进这一过程。例如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行政命令，大力发展“美国制造”，以摆脱美国对外国制造的医疗用品的依赖。除了疫情导致的突然中断之外，脱钩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转变。很可能是在前期较早的结构耦合之后，随着区域特征和企业的演变，发展中国家企业和发达国家领先企业之间产生了高度不对称的关系，从而导致全球化企业的战略需求与其所在的区域和国家发展目标不能兼容，最终脱钩。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可能损失不少市场与收入，但也可能获得新的发展机会。若用任正非的灰度思维去思考，我们会发现，脱钩是一种暂时的、循序渐进的战略，目的是完善价值创造、价值提升和价值获取，以实现发展目标。在华为的蓝军战略中，通过与全球领先企业脱钩，强化与其他生产网络的合作，从而发掘价值创造和价值提升的新机会。
企业脱钩后的重新发展可以为日后更为平等的再耦合奠定基础。很多中国企业已不再依赖于低端制造业，而是在研发中投入更大力量，以实现更高的增值生产。因此，脱钩也可能成为利用全球化、而非完全脱离全球化战略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第二问：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进程是否会加快？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进程，导致企业组织活动、流程、能力和业务模型发生根本变化，从而提高生产力。
信息流和数据价值具有多重作用，通常不仅用于支持企业间的生产关系、规划和协调，而且加快了对生产流程和客户行为模式更细致地了解。数字技术支持的跨国公司平台以全新的方式促进了世界各地不同行动者群体之间的联系。数字平台和相关的生态系统为多方面的创新和价值创造提供了条件，并为更高效、灵活的跨界价值传递提供了新的渠道。数字化还允许跨国公司通过增加或减少网络单元、调整多边平台或修改现有链接和互动来快速改变其业务模式，降低供应链管理和交易成本。
对于中国等技术先进的新兴经济体的供应商来说，数字化减少了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障碍，并方便企业接近终端客户。数字化有助于全球价值链跨越空间间隔与地理分割，促进全球化企业发展。
然而数字化可能使协调全球价值链更具挑战性，例如领先企业必须具备更广泛的专业知识来协调重组资源，与连接松散的供应商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阿里、京东、海尔等企业现在都加大了对数据中台的投入。此外，数字化平台促进生产投入的标准化、模块化、敏捷化，这对供应商来说，特别是中小企业，如果不能适应这种趋势，更容易被替代。
第三问：全球价值链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全球价值链也在这次疫情中改变以往以效率为导向的绩效指标，代之以韧性导向。
效率导向推动了跨国公司过去30年的外包大潮，不断追求规模成长，去除各种多余成本，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失去了一些保障，这也许会因一次疫情而消灭全球价值链上的关键环节。例如，湖北仙桃市生产出了全中国60%的无纺布产品，即口罩的主要原料，占据全球市场四分之一的份额，有着巨大的规模与效率的优势。但在这次疫情中，口罩变得全球短缺，反映出全球价值链随着效率的提高，其韧性下降的现状。
全球口罩的短缺让各国政要、跨国公司重新认识到韧性导向的价值，韧性的价值链系统能够快速、平稳地重新分配资源以应对各类变化，特别是应对疫情这种环境巨变带来的供需波动。韧性使一个多元的价值链能成功地应对意外事件，并从中快速试错学习。
韧性价值链将破坏性事件和持续的压力视为机会而不是威胁，进而消解威胁的僵化倾向，从而使企业能够在各种衰退、危机和恐慌中得以幸存，并在危机和冲击中识别、收割新的机会。
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让有些学者提出，全球价值链正被推向急救室。而乐观主义者则争辩道，国家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互依存依然是繁荣的源泉，各个国家继续相向而行，风月同天，增强各种国际合作，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价值链继续在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论争中蹒跚前行，赢家将是那些能看清未来发展趋势，并能顺势执两用中灰度思维的领导者。（作者分别系美国洛厄尔麻省大学创新创业副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候选人、麻省大学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