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971年，中国每年出生的人口都在2500万上下，到2022年，他们正以平均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退休。这意味着，我国将迎来“史上最大退休潮”。近期，我们将不时推出“退休潮”系列文章，该系列将围绕这群“新老人”退休生活变化、中国老龄化、退休福利保障等核心问题，讲述不一样的退休话题。
表面看距离老龄化最远的就是教育部，可解决人口红利背后，最深层次的根源和出口却在“教育”二字。
以邻为镜，可以“正衣冠”。
这些年，越南和印度看着我们，看是否会像中国一样取得经济奇迹，而我们则不时把目光看向隔壁的邻居——日本。
于是，有关两者对比的文章也时不时出现。比如，携程董事长梁建章近日在新书中提到，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和日本相比，差不多有35年的延迟。以此类推，中国的老龄化开始影响创新活力，大约就会发生在2020-2030年之间。
然而，日前小巴看到另一篇公号文章，却认为中国的老龄化不能简单类比日本，尤其是在创新活力方面，这个观点挺有意思的，今日便聚拢大家一起，展开聊一聊。
中国老龄化新解
这个视角起源于公众号“投笔观世界”一篇题为《中国的老龄化，和日本有个巨大不同》。
该文写到，中日老龄化巨大的不同在于：
日本80、90年代开始的老龄化，是最优秀的那代劳动者退出市场，无论是知识水平还是敬业精神，竞争力都是世界顶级的，是设计飞机航母和美国人打仗的那代人。
接替他们的却是“宽松世代”（泛指1987年之后出生的孩子，因日本奉行宽松的教育方法，而引来外界对这部分人群学习能力低下、不能吃苦的质疑）。
相比之下，今天中国的老龄化，退出市场的50后、60后，他们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取而代之的是，进入职场的大学生数量逐年上升。
它提供了几个数据，指出2000年仅0.13亿大学生进入职场，2017年升至1亿，2040年将升至2.7亿，该文预估，中国劳动人口中大学生数的峰值约在2050年前后出现，总数达3亿。
“3亿是什么概念？如果他们组成一个国家，人口规模可以在世界上排第4，接近美国的总人口（3.3亿），更是日本总人口（1.2亿）的2.5倍。”
以此推理，文章认为，2010年后中国出现了那么多好产品、好公司（如高铁、5G、微信、抖音等），本质上与2010年开始中国劳动者中的大学生数突破5000万人有关。
最后的结论是：劳动人口中的大学生数量的庞大，高素质劳动者对低素质劳动者的迭代，才是中国人口红利的本质，而且这个过程远未完成。
这个帖子中，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
▶▷ 第一，中日之间老龄化的巨大差别，是否如上所言，是这“一出一进的此消彼长”？
▶▷ 第二，劳动人口中大学生数量的逐年递增，中国是否会迎来第二次人口红利？
是此消彼长吗？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中日之间老龄化的差别，是否是“一出一进的此消彼长”？
首先，对于中日之间老龄化的巨大差别，帖子的分析看似很有道理，但小巴在与几位专家的交流中发现，他们均指出了这个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日本是“先富后老”，中国则是“未富先老”。
从数据上来看，日本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人均GDP比中国高得多。日本在2005年至2009年这几年期间进入人口负增长，彼时日本人均GDP约3.7万美元，而中国在2022年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人均GDP约为1.2万美元。也就是说，中日两国在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中国人均GDP仅相当于日本的约三分之一。
根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9月15日，日本的65岁以上人口共有3637万，约占总人口的29.1%。
日本目前老龄化群体的主体是生于战后的一群人，广义上则包括1945年至1954年出生的人，也被称为“团块世代”。
《日本华侨报》总主笔蒋丰如此分析两国老年人群的对比：
“团块世代”整个职业生涯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区间重合，他们退休时，结清房贷的同时还能领取较为丰厚的退休金。这些动产或不动产，不仅为“团块世代”的养老提供补充保障，也推动了“银发经济”发展，成为有消费能力的主流群体。
而当前中国60岁以上老人分布情况呈现出村大于镇、镇大于市的现象。也就是说，老龄人口比重与养老服务供给出现了倒挂。同时由于养老金双轨制等历史问题的存在，养老金的覆盖出现不平衡现象。
另一个更扎心的数据是，中国人均GDP接近发达经济体下限，但13.5%的老龄化程度已经超过中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10.8%），因为中国面临着经济增长和养老负担的双重压力。
独立人口学者何亚福还表示：上述帖子的观点没有意识到低生育率对中国经济的长期负面影响。
“人口问题是慢性问题，低生育率和人口负增长在短期对经济的影响比较小，但有长期的负面影响。随着中国出生人口的不断下降，20年之后，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将越来越少。如果不能有效提升生育率，未来出生人口不断下降，那么中国经济在二三十年之后很可能会停滞不前。”他说道。
大学生人数逐年上升是第二次人口红利？
第二个问题，中国劳动人口中大学生数量的逐年递增，是否会迎来第二次人口红利？
对此，恐怕没有如此乐观和简单。
我们聊人口时存在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说到“人数”时，总觉得人太多了，对环境的冲击也很大，但一说到“劳动力”或“人才”时，又总觉得太少了。
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佳分析，1960年，中国6亿多的人口数量，占全球人口的22%，预计到2050年，中国人口约为13.2亿，占全球人口的比重将为13.6%，但13亿的绝对值依然是美国的4倍，其中劳动人口达8亿，这样的数据肯定不能说“劳动力不足”。
那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原因很简单，直接点说，我们不能直接将大学生的数量和比例，等同于经济发展的水平。
还是回到了老生常谈的问题：就业市场的结构性错位，一方面是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是企业也抱怨“招不到人”。
何亚福补充道，尽管这代年轻人的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上一辈人。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文凭如果不适应就业市场需要，就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二、在吃苦耐劳和心理素质方面，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及上一辈人。
即，受教育水平≠人口素质。
李佳也如此告诉小巴，我们正处于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减弱的时期，正在寻找第二条曲线，但第二条曲线一定不是简单地以学历指标来衡量。
“现在要寄希望于提高人口素质，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人口红利，但千万别把学历当作人口素质，不能把学历作为唯一的衡量指标。”他说道。
看向未来的“教育红利”和“老龄红利”
那么，我们该去哪里寻找人口红利的第二条曲线？
至少存在这两个出口：“教育红利”和“老龄红利”。
先说第一个，向教育要红利。
前不久，我们写文《第一波少子化冲击：5600座幼儿园消失了》指出，随着全国多地幼儿园招生遇冷，首轮幼儿园关停潮已经到来。
而李佳则告诉小巴，这样的问题此后会蔓延至更多年龄段的学校。
他认为，这是少子化带来的必然问题，当前出生人口仅为此前的1/3，这意味着未来将出现1/3的大学，1/3的中学，1/3的小学招不到学生的情况。也正因为如此，推动人口素质成为了一件重要且紧急的事情。
也就是说，教育领域需要赶紧为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做准备和适应动作了。在国家各部委中，表面看距离老龄化最远的就是教育部，可解决人口红利背后，最深层次的根源和出口却在“教育”二字。
李佳指出，并非仅从今天年轻人身上去找人口红利，而是从今天开始出生的孩子身上去要人口红利。因为今天出生的孩子，到2050年，正是20多岁步入社会发挥作用时。
眼下，教育改革也多次被提及，尤其是最近ChatGPT大火，更是引发了“面对AI冲击，教育需要新变革”的讨论。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出发去看待教育问题，都充满了紧迫性和必要性。
再来说说“老龄红利”。
说到老龄化，我们总习惯说“老龄化问题”这几个字，但其实这里有一个误区，严格说老龄化不是问题，而是趋势。因为人类寿命延长是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死亡率下降是任何国家都在不断努力争取的目标。
面对老龄人口的增加，日本的前车之鉴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从2004年开始，日本老龄者再就业呈现出18年的连续增长。截至2021年，日本已经有909万人老龄者再就业，达到日本老龄人口的25.1%。
这些老龄就业者的行业前排顺序为：第一是批发业和商店，约130万人就业；第二是农业、林业相关行业，约104万人就业；第三是服务行业，约103万人就业；第四是医疗和福祉行业，约101万人就业。
在日本生活多年的蒋丰表示，日本社会应对老龄化社会，已经形成了“老有所为”“老有所用”，把老人当作社会财富的氛围。老年人经验、人脉等方面占据优势，年轻人则在体力、接受新事物尤其是信息科技的能力方面占据优势，在进行分工时，可以充分考虑两个群体的互补性，避免重叠或可被取代的工作内容。
“日本政府在养老、介护、公共设施等方面引入的助老、助残建设规划标准，对于中国建立宜居社会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他说道。
人口问题专家、全球最大的调研公司之一益普索公共事务CEO 达雷尔·布里克说过这样一句话：“人口下降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但它是一件大事。”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老龄化趋势和少子化趋势，在全球来说并非特例，但中国需要找到符合国情的解决办法，提前制定并逐步开展一整套适合人口发展趋势的新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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