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这与中国所拥有的“世界工厂”这一美誉息息相关。据工信部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近30%，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然而，近年来的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进程给中国制造业发展带来一系列挑战，我国需要妥善应对。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6月17日发布的《制造业保持基本稳定：逻辑与政策》专题报告显示，全球多个国家都面临“去工业化”进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制造业比重下行的压力。具体到中国而言，中国的“去工业化”过程较早来临。数据显示，2012年左右，我国工业和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即出现下行压力，制造业占比迎来下降拐点。而此时，我国人均GDP大约为5600美元，是美国制造业出现拐点时的三分之一、英国的二分之一、新加坡的四分之一，与发达国家制造业下降时的人均GDP差距非常大。
进一步从区域层面看，各省份也先后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情况。过去三十年来，只有北京、上海、吉林的制造业比重是出现下降的，青海和内蒙古等少数地方因为是后发地区，制造业比重呈上升趋势，其余26个省份都出现了倒U型发展趋势。
报告分析指出，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比重下降，源于相对效率效应、需求升级效应、国际竞争力效应这三大效应。从相对效率效应来看，中国的第二产业效率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随着制造业效率继续提升，制造业比重下降的压力会持续下去；从消费升级效应来看，我国民众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能力外流进一步导致制造业比重下降，使得消费越来越多转向服务业；从国际竞争力效应来看，中西部地区比越南等国家具有一定的成本竞争力，但我国制造业重点分布在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相比于越南等国家已经丧失了要素成本优势，导致制造业比重下降。
“假设不采取任何政策或者相关措施，制造业比重会自然下降。但我们如果通过一些政策、措施对制造业的比重进行干预，就可以出现两种情景。一是让制造业比重在目前高位能够保持更长的时间，防止过早的‘去工业化’。二是既然制造业比重下行压力无法回避，就需要让制造业比重下降的速度或周期变得更长。”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黄阳华认为，应对制造业占比下降的挑战，还需要从应对上述三大效率着手。
首先，在保证制造业效率不下降的同时，促进制造业升级，以应对制造业占比下降挑战。一是推动制造业摆脱成本竞争的路径，依靠高技术水平、品牌溢价和文化赋能，来应对市场竞争。二是用好梯度转移，用好东部西部两种要素、两种资源，并进行重新配置。三是利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下产业融合趋势，推动制造业与农业、服务业等融合，进一步挖掘制造业比重提升的潜在空间。
其次，利用超大规模的市场来应对需求升级。超大规模市场的经济含义本质上是超大规模市场通过需求侧的规模经济，能够分摊制造业研发成本，提高创新扩散的效率，为制造业新产品提供更大市场，为相关企业维持较高收益。面对居民消费升级，更多的还是推动制造业产品品质升级，因为消费者需求呈现出高端化、个性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等趋势。这就要求相关部门改变政策策略，比如过去大量的产业政策关注点是支持企业或者生产者，今后需要逐步转向消费者，从而倒逼制造业走品质化升级的路径。
最后，是推动制造业梯度转移与国际合作并重。一方面，无论是与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综合效率优势非常明显，加之我国基础设施配套完善，我国在保持制造业比重方面有较大的潜力可以挖掘，可进一步推动制造业在国内梯度转移；另一方面，根据不同国家制造业特点，推动我国制造业分国别进行制造业合作，只有制造业在全球比重稳定，我国的制造业才会更加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