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学界一直在探讨新冠肺炎疫情将如何改变这个世界。讨论虽热烈，但各方都有一个共识：这是二战以来全世界最严重的一次危机。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则认为，疫情将成为世界历史的分水岭，世界历史将分为“新冠肺炎疫情前的世界”和“新冠肺炎疫情后的世界”。足见疫情给世界政经格局的影响有多大。
天大的疫情让中企出海进入了困难时期，尤其是近期政治层面带来的风险陡然增加。如果说以往某些国家的政客为了转移其国内矛盾，常常“甩锅”给中国这类事件对中企影响较小的话，那么近日中印边境冲突波及到经贸领域，则给中企敲响了警钟：以后国际间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出现的纠纷，尽管没有闹到断交、战争等层面，也可能会引起经济领域的滔天巨浪。
从企业出海面临的巨大风险来看，“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柯银斌先生提出的构建全球商业共同体必须从理论走向现实的观点非常有价值。他在著作《全球商业共同体：中国企业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与行动》中说，“全球商业共同体”是指，基于某个全球性商业场景，以其中的跨国公司及其利益相关者为成员的群体（利益相关者是指影响该跨国公司战略目标实现或受其影响的组织）。在该群体中，跨国公司与不同类型成员之间的共同行动，将形成不同类型的关系（市场关系、非市场关系和治理关系），并实现不同类型的目标（共同发展、积极和平和改善治理）。
打造商业共同体，企业需要织就合作网络，即需要形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合作格局。在这个合作网络中，有成千上万个个体，有多个利益方，一旦企业受到外力冲击，就会迅速传递到全网络，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一来，别有用心的政客若再企图侵犯中企利益，就要好好掂量一番，这或许能减少一些政治风险。
在分析华为的成功之处时，研究者会谈到任正非个人能力与魅力，谈到华为的蓝军战略，也会谈到华为的狼性法则等等，但很少有人关注华为在全球立足的重要方式—合作。而笔者认为正是因为这个因素，美国倾尽全力打压华为，却依然难以撼动其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因为，华为与多个世界巨头利益交融，身后是一条牢固的产业链，是来自世界各地2000多家的企业。美国打击华为，本质上就是打击2000多家企业，甚至是这些企业所在的国家。最近，华为在美国的亲密伙伴—英国剑桥又设立了研发制造中心，对此美国也只能干瞪眼，批评英国“走下坡路了”而已。
打造商业共同体的前提是出海企业必须要把本地化经营进行到底，把自身利益与当地多个方面的利益融合在一起，彻底改变过去一些中企在海外只与中国企业合作、只用中国人的模式，做到产业链、供应链本地化。用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红豆集团董事局主席周海江的话来说，就是实现“八方共赢”—公司与股东、员工、顾客、供方、合作伙伴、政府、环境、社会（社区）等8个利益相关方的共赢，共享发展成果。
《中国贸易报》3月初曾报道了这样一个案例。疫情期间，许多企业都在发愁生产能力不足，完成年前订单都是问题，更无从谈及接到新订单。但元拓建材集团在复工复产后一周就成功接到总计450万美元以上的订单。该集团董事长游炎明分享的秘籍归纳起来依然是“合作、分享”，最出人意料之外的是，他们把客户、订单拿出来与合作企业分享，这让该集团把疫情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总而言之，企业出海在商言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那么，全球经济未来的游戏规则是怎样的？目前谁也说不清。但可以确定的是，有志于成为全球化企业的中国企业，必须要用全球胸怀、全球眼光、全球战略来观察、适应当前的格局，才能在时代的漩涡中找到那根定海神针。疫情让我们认识到全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企业则需要认识到打造商业共同体的必要性，构建全球商业共同体时不我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