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一个城市没有产业、没有资源、没有人才、没有技术，怎么发展经济？
刚刚过了40岁生日的深圳经济特区就是平地起高楼的典范。如今的深圳，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同时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过去40年间，深圳GDP从1.69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2.69万亿元，猛增超万倍。深圳快速发展的一个秘籍就是——依靠园区。
其实，园区经济并非中国原创，但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正是从深圳特区开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园区模式，经开区、高新区、工业园区、产业园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各类园区在全国遍地开花。
“群雁高飞头雁领”，深圳这只头雁的作用人所尽知。中非泰达原董事长冯兆一是这一系列奇迹的见证者和实践者。他还带着园区模式走出国门落户埃及。之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这样形容园区的作用：“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我们建立的特区、工业区，就是给我一个门缝，让我撬开开放的大门！”
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园区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自贸试验区是比较高级的一种经济区域，各地申请较难。但经过7年发展，我国已经有了18个自贸试验区，涵盖东中西部地区，与各地各类园区相配合，形成了与“毛细血管”相似的开放网络，使得改革开放的红利真正覆盖到了各地百姓、企业家门口，逐步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园区经济的崛起带动中国经济发展并不是偶然，这是由园区经济所具有的各项特点所决定的。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投资研究部主任刘英奎分析说：“特殊区域实行特殊政策，无论是对外开放还是制度创新，园区都可以先行先试；园区在小范围内形成了软硬件都十分优良的小环境，具有完备的基础设施，管理制度也十分先进；园区集聚了国内外优质产业资源，产业相对高端，形成了产业集群。园区所具备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其在我国经济中的独特作用，成为经济发达、产业高端、开放程度高的代名词。”
“园区经济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外向型经济推进取得的重要经验，是中国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高级官员梁国勇说，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最早的4个经济特区之一，在园区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开拓、引领和示范作用，从国内看，园区起到政策的先行先试的作用，从国际看，是要在与其他国家竞争中形成优势，并转为“胜势”。
深圳之所以能在园区经济发展方面拔得头筹，刘英奎认为主要是源于以下因素：率先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地理位置临近香港、实施了正确的发展战略，“尤其是深圳当初从加工贸易做起，逐步引导当地园区产业结构升级，培育了自主创新能力。”
与当初国际环境更利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同，当下国际环境越加错综复杂。逆全球化趋势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会导致外需萎缩、资本和产能流入减少，这难免对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带来负面影响。
刘英奎认为，在当下我国提出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大多数园区在继续加强联系国际市场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国内市场，着力于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加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园区交流，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此外，园区要在制度创新、自主创新能力培育方面起到引领作用，推动全国制度创新，提升国家整体自主创新能力。
“随着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质’的提升可以对冲‘量’的缩减，从而引领中国制造走向新的均衡，中国经济迈上新的台阶。在这方面，园区经济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升级。”梁国勇说，中国只要内需能够充分调动起来，外部环境的冲击还是可控的。中国提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并不意味着要关上大门、实施保护主义，这标志着中国推动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对世界各国存在机遇，具有吸引力，各类园区在其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