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立足国内资本循环，大力推动直接投资及其并购活动，把更多社会资金转化为企业资本金，把我国企业融资方式从间接融资为主，过渡到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协调进行；还必须大力发展证券市场、产权市场，并大力推动直接投资及其各类并购活动，使我国国内直接投资及其并购交易额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在近日举办的2020世界并购大会上作出预测：两三年后，全球经济发展将恢复到疫情暴发前，全球直接投资总量超2019年；不用10年时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不用5年时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将升至世界第一，而且呈现出大于进的格局，国内直接投资及其并购市场的交易量将位居世界第一位。
据了解，2020世界并购大会由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发起，联合中国国际商会、交通银行、上海银行、上海金融业联合会、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共同主办。本次会议以“投资并购新引擎，助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为主题，旨在助力进博会从商品贸易向资本开放交流升级，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推动产融结合，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为上海建设“六个中心”助力，为全球经济的未来增长设定新坐标，注入新动力，作出新贡献。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院长罗新宇对2020中国并购综合指数做了解读。他说，2020年上半年的中国并购指数出现了一轮急速下跌，市场交易笔数和金额都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但由于政策鼓励推进并购重组，作为逆周期调节手段，产权市场的并购指数却异军突起，发挥了重要支撑功能和调节功能，提振了经济活力。细分到地区而言，华东地区的疫情管控较好，并购指数更是大幅增长，且主要集中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工业制造业。
“客观来看，疫情在给全球投资与并购市场带来负面冲击的同时，也为部分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中国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机构协会党委书记、秘书长夏忠仁表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全球原有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面临重构，并购重组作为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和手段，正迎来突破和发展的新的机遇期，将为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的价值发挥重要作用。
夏忠仁说，科技领域的产业并购重组方兴未艾。国内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在核心部件、先进工艺、新型材料、信息技术与工业融合发展等方面进行强化升级的需求极为迫切。传统企业需要借助并购重组获取核心技术、专利工艺，提升企业的研发创造能力，推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共融共促，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和技术标准的国际接轨。
“产权交易市场正在成为企业并购重组、培育企业上市、科技成果产业化和要素资源流动的助推器，发挥着资本市场高效资源配置的主体功能。”夏忠仁表示，双循环背景下，建设高标准高质量产权交易市场，服务企业并购，除了需要在强化服务国资国企改革能力、强化服务实体经济的投融资能力、打造综合性服务平台和培育企业上市基地方面发力外，也应强化对内合作对外开放力度，产权交易市场服务“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区域战略发展，加快打造区域性共同体市场，加强跨区域市场协同发展，促进各区域对内合作对外开放。
除此之外，夏忠仁认为，在产权交易市场上，还需要积极吸引涉外公司及机构参与，促进国际国内市场要素流动，形成集聚辐射全球资源的能力，拓宽跨境并购项目的渠道和配套服务，积极推进跨境并购项目推介及对接，推动国际并购与投资促进交流，促进全球资源优化配置，提升国际要素定价能力和话语权，帮助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
“在投资并购活动中，商业银行是重要的参与者，服务范围涵盖企业并购的前、中、后期各个阶段，但与巨大的需求相比，商业银行在投资并购方面的金融服务供给明显存在不足。”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行长周万阜分析说，当前投资并购机制有待完善、撮合交易系统尚不完备；投资并购的业务产品和模式仍比较单一，尚无法有效满足市场的多元化需求；跨境投资并购服务还不够成熟，对于海外投资并购规则、法律风险的预判和应对还存在欠缺，合规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周万阜建议，商业银行需要更好适应投资并购市场发展的新趋势、新要求，着力提升金融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围绕重点区域和重点产业加大投资并购工具创新，丰富投资并购工具。二是努力提升投资并购的数字化水平。加强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在投资并购中的运用，积极协助搭建投资并购市场的信息化平台。三是更好地防范跨境投资并购风险。加强跨境投资并购风险研究和预判，注重研究国外监管机构规则和制度，研究制定投资并购领域风险管理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