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30年来，双方贸易迅猛发展，贸易规模扩大了85倍，年均增长16.5%，比同期中国外贸年均增速高出3.4个百分点。2020年，东盟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连续12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2021年上半年，双方贸易额达4107.5亿美元，同比增长38.2%。双方也互为主要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市场。2019年，中国排名前15位的出境旅游目的地分别为中国澳门、中国香港、越南、泰国、日本、韩国、缅甸、美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俄罗斯、柬埔寨、菲律宾、澳大利亚，其中，东盟国家占了7席，如果不计澳门、香港两个中国特区，东盟的越南、泰国则分别成为第一、第二大中国境外旅游目的地。
凭借山水相连的区位优势、源远流长的友好往来、水乳交融的东方文明、优势互补的资源要素、各具特色的产业结构、互相吸引的巨大市场，中国与东盟贸易、旅游合作潜力无限。尤其是RCEP的成功签署，为中国与东盟深化贸易、旅游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历史机遇。有意开拓国际市场的企业或计划出国旅游的个体，都无法忽视这一巨大市场。可以预见，一个分工更加有序、合作更加紧密、融合更加深入的统一东亚大市场将加快形成。
然而，贸易与旅游互动机理、机制、效应和变化趋势如何？如何借助贸易、旅游互动促进各种要素加快双向流动，促进双方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如何通过提升中国-东盟贸易、旅游关系，进而加强双方全面战略合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广西大学教授程成领衔的专家团队历时四年多完成、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东盟旅游与贸易互动关系研究》专著，对上述问题给予了创新性答复。
专著的最大亮点在于观点创新以及所提出的一系列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政策建议。
专著将贸易与旅游关系放在多国范围内进行研究，而非像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多将旅游与贸易作为两个独立的范畴分别进行研究，且多局限在一国或两国区间探讨。
该项研究从要素流动视角对贸易、旅游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旅游是不同国家（地区）间人员、服务的“贸易”流动，贸易则是不同国家（地区）间产品、资金的“旅游”行为。区域创新是多种资源、多种力量均衡配置的结果，创新的实现需要多国参与和多种方式相互配合。跨境旅游与贸易集群的建立，均衡与网络化的区域创新体系的完善，决定着区域创新能力的实现，有利于资源的集聚和创新要素的激活，有利于形成溢出效应，优化空间配置，促进要素均衡循环流动、区域耦合协调、各国政治经济稳定。上述创新观点，对于各地运用贸易、旅游方式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和科技创新，是有益的启示。
该项研究对中国-东盟贸易、旅游发展提出了五大方向和六条对策。五大方向：一是发展地缘旅游，借助旅游交往缓和南海局势；二是拓展多样化国际旅游线路，促进跨境旅游业发展；三是以中国—东盟跨境旅游、贸易为窗口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四是形成辐射东盟的信息通讯网络，大力发展智慧旅游、数字贸易；五是依托中国—东盟开放合作平台，强化旅游与贸易互动效应。为此，该项研究提出了六条对策：一是将湄公河5国布局为“贸易翼”，畅通贸易渠道；二是将海洋东盟5国布局为“旅游翼”，打造特色旅游线路，促进旅游发展；三是以新加坡为据点，依托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形成哑铃效应，推动中国—东盟旅游与贸易“海—陆”两翼互动发展；四是依托长江经济带，完善沿上海→长三角→长江经济带省域→中西部省域辐射的旅游与贸易路线，巩固中国—东盟旅游与贸易传统通道；五是联合西部陆海新通道共建省域，打造沿粤滇桂琼→“两带”重合省域→重庆→西部、北部边境省域辐射的旅游与贸易路线，开创中国—东盟旅游与贸易新通道；六是以长三角和粤滇桂琼双引擎，推动中国中西部内陆省域对接东盟国家旅游与贸易发展。
该项研究从省域层面提出了促进贸易、旅游发展的六条政策建议：一是以上海和广东为省域核心增长极，辐射带动长江经济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二是以泰国和新加坡为国别核心增长极，辐射带动湄公河5国和海上东盟5国；三是越南对接滇桂，将边境旅游培育成为新增长点；四是印尼对接闽粤，全力推动文化旅游发展；五是菲律宾对接长三角+闽，以“探亲—商务”旅游为培育中菲贸易的着力点；六是缅甸、老挝对接西南省域，进一步发掘中国—东盟贸易潜力。
该项研究课题在若干领域填补了国内研究空白，既有利于满足政府对贸易、旅游政策的创新诉求，有利于研究机构思想解放，有利于企业开拓东盟国家市场，也有利于个人赴东盟国家观光旅游、休闲娱乐。我们对全新的中国-东盟贸易旅游两翼互动充满了期待！(作者系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投资研究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