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世贸组织圈内人看来，2008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分水岭。这年7月，时任商务部部长的陈德铭受邀参与G7部长小范围磋商，这标志着中国首次进入多边贸易谈判核心决策圈。此前，中国主要是熟悉规则和履行承诺。随后，中国在谈判和争端解决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其中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在世贸组织工作的中国面孔日益增多，例如易小准、张向晨、孙振宇、张月姣、赵宏等人都在世贸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
虽然当下世贸组织的运行面临困境，但中国一直在为其改革发声。2020年，随着时任世贸组织上诉机构主席赵宏的到期离任，这颗世贸组织皇冠上的明珠失去了光泽。在离任演讲中，赵宏仍然在为世贸组织和上诉机构的改革呐喊：“世界需要愈合，贸易大家庭应当团结。”
在赵宏看来，世贸组织有效地管理了全球97%以上的贸易和所有成员的贸易政策，其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是对所有成员的约束机制，确保了成员贸易政策的透明度，有力遏制了贸易保护主义。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使国际法从软法到硬法，极大地提高了国际法的效力，维护了贸易的和平进行。
“争端解决机制是‘长了牙齿’的争端解决机制，它赋予成员间贸易报复的权利。裁决结果中的70％都得到了有效的执行。这体现出世贸组织营造了良好的多边贸易环境，各方对规则都十分尊重。”赵宏说，虽然当下世贸组织面临困境，但她相信多边贸易体制具有韧性，世贸组织成员，尤其是中国等主要成员能够发挥智慧和影响力，与其他成员一道努力维护多边机制，以期令世贸组织重焕生机。
从入世时负责法律法规的修改，到入世后任职中国驻世贸组织的公使衔参赞，再到上诉机构的大法官、主席，一路走来，赵宏体会最深的就是，中国的法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国入世的价值不仅在于通过扩大市场准入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增长等经济层面的意义，更在于推动了中国的法治进程。入世不仅在全世界树立了中国诚信守诺的形象，更重要的是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我们以更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运作和发展，实现了做生意由‘找市长’向‘找市场’的转变。市场经济的根基就是法治，必须有稳定的法律框架来为市场主体提供可预期的运作环境。”因此，赵宏常常把“市场经济和法治是孪生姐妹”这句话挂在嘴边。
入世前后，中国中央政府清理法律法规2300多件，地方政府清理19万多件，激发了市场和社会活力。这其中，商务部（2003年前为外经贸部）的法律团队，学习对照了美国、德国、日本等多个国家的做法，反复与全国人大、国务院法治部门沟通，全力推动法律制度符合世贸组织规则。
“正如‘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句话一样，国际法也是某一国家或某些国家的国内法在国际上的体现。”赵宏说，刚加入世贸组织时，中国主要是学习规则，逐步过渡到运用、把握规则和参与规则的制定。
赵宏说，随着中国贸易额的增长和在世贸组织中地位的改变，关于中国的贸易摩擦案件也就逐步多了起来，“2006年开始，中国频频坐在被告席上，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2009年，与中国相关的贸易纠纷案占到世贸组织当年官司的一半以上。”
凭着之前学到的经验，中国在沉着应诉的同时，也开始合理利用规则。赵宏至今还记得，中国入世之初，与欧盟、印度、巴西等其他成员共同起诉美国政府钢铁保障措施案获胜。后来，凭借这些经验，中国在对美国反倾销措施案、欧盟紧固件反倾销措施案等争端解决中也都取得了胜利。
在担任上诉机构主席之后，赵宏在内部机构管理上引入公开透明的方式，把内部事务放在桌面上。如此一来，上诉机构成员和秘书处都可以表达意见，既提高了工作效率，也使内部管理规范化。此外，她还常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奔走。这让她在同行间获得了“Dragon Lady”(龙女士)的称呼。
“世贸组织的机制让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得到了极大提高，中国的加入，更是壮大了发展中国家的力量。”赵宏说，在世贸组织里，作为大国，中国始终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世贸组织成员对中国也有更多期待。未来，中国要增强自身制度文明的说服力、传播力，让其他成员的认同感增强。尤其是中国要在金融、数字经济、低碳环保等领域，首先形成自身比较完善和先进的制度，这样在国际规则谈判中，才能更好地让中国的制度和规则为其他成员所认同和接受，在世贸组织改革中贡献更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