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情的蔓延，极大改变了世界宏观经济预期。面对更多不确定性，经济界和产业界人士十分关注近一段时期以来国内财金政策工具的走向，尤其是如何运用好相关政策工具助力民营企业克服眼前困难。对此有关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从宏观、微观层面进行了解读。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发言时表示，面对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以及全球疫情带来的影响，中国有庞大的市场空间、有强大的改革动力、有充足的政策工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
“我们的财政金融体系总体上是健康的，无论是总量性、结构性，还是数量型、价格型的政策工具，无论是提高赤字率、扩大政府债务等财政政策，还是增加流动性、疏通货币传导机制、降低融资成本等货币政策，都有充足弹药。”杨伟民说。
近一段时期以来，受疫情冲击，全球经济遭遇供需双侧冲击，各国纷纷出台相关刺激政策。事实上，记者观察到，在去年未发生疫情时，就有不少国家为应对经济放缓而采取过一系列刺激措施。基于此，面对国内的“后疫情时代”和国外复杂的疫情形势，中国能够采取的财金政策空间有多大？
杨伟民对此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国不断完善宏观政策思路，不搞量化宽松，不搞大水漫灌，有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缓解了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宏观杠杆率等各类风险。”
“疫情改变了居民短期消费倾向，但改变不了中国庞大的需求潜力。”杨伟民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本来就是主要建立在内需基础上的，14亿人口的大市场，足可以拉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还应看到，中国城市化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仅满足近3亿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人口在城市的‘住有所居’，就能显著扩大市场并拉动增长。
面对当下广大企业普遍面临的企业融资难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行长王玉玲建议，一方面要增强金融服务的异质性。围绕优化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结构，健全多元化、多层次金融服务主体和市场体系，提升金融支持精准度。间接融资方面，组建由地方政府独资或控股的区域性政策性银行，允许吸收少量存款，专门针对种子期、初创期和成长期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具有政策扶持性质的融资服务。直接融资方面，鼓励创新介于优先级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间的类夹层融资形式。
另一方面，要增强财税金融的联动性。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作用，将“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有机结合起来。设立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专项保障基金，专门为难以满足贷款条件的小微和民营企业提供担保。整合地方各类财政增信资金建立“资金池”，在贷款风险补偿、应急转贷、财政贴息、增量奖励等方面集中管理，放大资金运用的协同效应。
面对宏观经济形势，杨伟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的雄厚物质基础，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带来的历史性变革，是中国战胜疫情的法宝。越是在形势严峻复杂、挑战前所未有的时刻，越是在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越要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
“我们有显著的制度优势。出色的领导力、强大的凝聚力、高效的动员力、坚定的执行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生力。越是在遭遇突发事件、越是在困难时，越能激发这些内生力的巨大能量。”杨伟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