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十三五规划即将收官，十四五规划即将开始。十四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最大不同之处是外部环境变了。”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博导王勇在题为“中国未来十年产业升级的机遇与挑战”的讲座中分析说，目前我国人均收入大约1万美元，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夜，还处在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期，同时面对着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制效应和来自低收入国家的追逐效应，但不同产业有不同特点，不同产业在国际竞争中所处的位置不同。
王勇介绍说，以追赶型产业来说，这是一个经济体已经存在的但技术与国际前沿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的产业，当前我国汽车、高端装备业、高端材料产业就处在这个位置。这时候，政府可以通过支持招商引资或者到海外并购，到海外设立研发中心等方式来帮助这类行业获取更加先进的技术与研发水平。
“领先型产业则是产品和技术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或已接近国际最高水平的产业，例如当前中国的家电、高铁、造船等产业。”王勇认为，领先型产业必须依靠自主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才能继续保持国际领先水平，政府应当支持领先型产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所需的基础科研，通过人才培养以及政府采购的方式提高市场需求。
“换道超车型产业则是技术与资本都比较密集，人力资本需求高，研发周期短，规模报酬递增的新兴产业。当前我国信息通讯产业中的软件、手机等产业处在这个位置。”王勇分析说，在这类产业发展上，我国拥有巨大国内市场，科技人才多，有完备的生产加工能力，能够把概念迅速变成产品，并已经出现了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成功企业。政府可以为企业提供孵化基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风险投资，制定优惠的人才和税收政策，支持国内和国外的创新性人才创业。
还有一类是战略型产业。“这分为两类，即国防安全产业和战略型新型产业。中国当前的大飞机、航天、超级计算机产业、武器军事装备等属于国防安全产业；新能源、新材料、芯片则是战略型新型产业。”王勇说，政府可以通过财政直接拨款来支持其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并以政府采购和推广到其他国家等方式来支持其产品生产，对于相关技术的基础科研予以支持，协调、培养与吸引相关人才，提供配套的软硬件基础设施。
在王勇看来，未来十年我国产业升级的新机遇需要分类把握：对于战略型产业、换道超车型产业，我国相关企业会寻求在地缘政治意义上更为可靠的战略供应商，对于容易受到国际战略对手刻意打压的产业，特别是涉及到关键技术的创新产业，我国政府想必也会加大扶持力度，这是产业投资的机遇；紧密借助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的数字技术生产高科技高性能产品的产业，以及充分满足中产以上消费者对个性化与高品质服务需求的平台经济型产业，预计将继续会成为独角兽企业的主要来源产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性服务业存在明显短板，借助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区域政策的推进，有望出现持久的利好投资机会。
产业升级存在的挑战也不容忽视。“对领先型产业来说，要做好质量与品牌，避免大而不强；而我国战略型产业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愈加复杂，是否能够找到可靠后备计划应对被‘卡脖子’风险是一大挑战。”王勇说，换道超车型产业则需要解决科研创新人才的培养与全球人才的招揽等问题。
